北京治皮炎好的医院 http://m.39.net/pf/a_8833134.html北京治皮炎好的医院 http://m.39.net/pf/a_8833134.html五胡十六国的终结，南北朝开始走向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南北朝开始的那一年，西方的汪达尔人在罗马帝国的行省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十六国中最后一个国家北凉走也向了灭亡。
中国的魏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在*治上，门阀士族成为国家*权稳固的基石，随着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世家大族对于朝*的掌握越来越深，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无一例外出自世家大族之中。以至于在《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这样评价魏晋时期官员出身：“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但是与此同时，魏晋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魏晋时期，名士辈出，众多的文人士子相继出现，为后世尤其是唐代诗坛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魏晋时期的爱美，清谈，嗑药，酗酒，男人女性化，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畸形的独立，真实和虚伪，看似淡薄名利却又贪恋权力金钱，而如此矛盾的现象后面，是深层次多方位的影响导致的。
一．魏晋时期的精神风尚
1.魏晋时期名士行为以及其中代表嵇康
魏晋风度最早出现在汉朝末年，而在当时典型的标志就是啸，饮酒以及服药。在当时啸也是要有条件的，一般是在幽深的山谷或者是广袤的竹林之中，或是登高望远之时，有感而发，这种表现，就是魏晋名士一种自我欣赏，自我沉醉，而阮籍就是其中最擅长啸的人。
饮酒不必多说，其次便是服药，这药便是五石散，服药以后身体容易发热会擦伤，因而要么是脱了衣服光着，要么则是穿宽松的旧衣裳，因而身上也就会长虱子，于是一面抓虱子一面抓虱子就成为名士一种风度派头，前秦的王猛就是以此出名的，被世人看作一种狂傲不羁的风度人格。而到了东晋以后，名士狂傲的逐渐收敛，转而清谈开始流行起来，而清谈最为重要的就是，不仅要言语动听，条理清晰，而且要善于思考，姿态端庄优雅，不能包含时*。
在魏晋时期，名士的典型代表就是“竹林七贤”，而其中又以嵇康，阮籍对于汉末魏晋影响力最大。嵇康在四十岁时被钟会害死，临死前一曲《广陵散》就此成为千古绝唱。钟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钟繇的孙子，钟会年纪轻轻时就声名鹊起。
在《世说新语·简傲》中记载：“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因而对嵇康怀恨在心，从而被钟会陷害被司马昭杀害。
也才有了看似绝交实则托孤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嵇康在信中鲜明的*治态度，让司马昭愤怒，才使得钟会成功借司马昭之刀杀掉嵇康。其实嵇康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是在嵇康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独立的人格和意志，那么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与其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不如走的轰轰烈烈。
2.以阮籍为例看魏晋时期名士价值观以及魏晋时期所崇尚的风气
阮籍好酒，在阮籍的一生中，酒就好像他的代名词，阮籍酗酒不仅仅是因为爱酒，更有可能是因为借酒躲事，阮籍和嵇康一样，在汉末的*治斗争中是偏向于曹家的，因而对于司马家族，阮籍和嵇康都不曾主动投效。
嵇康的不退步让嵇康过早的结束了生命，然而阮籍终究不如嵇康一般，多数人还是怕死的。而阮籍就是借酒醉之名躲避公务，司马昭想与他联姻，阮籍大醉两月，最后不了了之。等到司马昭加封九锡，找阮籍写劝进表时，阮籍遍再次大醉，只不过这次被人叫醒，便一挥而就，或许阮籍早就准备好了，不过是本着能躲一天是一天的想法吧。
阮籍从不掩饰自己心中的好恶，他会在遇到道路尽头时哭泣，会听闻才貌双全的女子未嫁便去世而哭泣，也会对不喜欢的人白眼相加，阮籍就如同一个孩子一样率真，却也自律谨慎。正是这样的性格才会让人觉得，阮籍的哭是在为自己哭，阮籍的醉，是为了浇灌心中那道深井。
魏晋时期，是一个爱美的时代，美既可以让人生也能让人死。四大美男中的潘安，驾车出门回来会带着一车的水果回来。如果说西施是女子美丽的代名词，那么女子则会把男子称为“檀郎”，因为潘安字安仁，小名檀奴。
与之同名的还有卫玠，玠是一种玉器，卫玠本人长得就如同玉一般美丽，因而在其年幼时候就有人趁他是如玉璧一般的孩子，也因此卫玠被号为“壁人”。被这么称呼的不仅仅是卫玠，夏侯玄和庾亮被称做“玉树”，李丰和嵇康被称为“玉山”，因而在魏晋时期，借玉喻人，乃是但是的一种社会风气。
而魏晋名士之所以如此看重玉，则是因为玉本身代表着高贵而又纯洁，而这正是魏晋以来名士所追求的。在魏晋时期，名士追求的是情感的真实，能够真实的表达自己才能算作名士的基本要求。易中天教授在《魏晋风度》中曾讲到：“情感是最真实的，唯情感不可做伪，因此重情感者必率性。真实而率性，正是魏晋风度的构成部分。”
二．魏晋时期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影响
1.多方位深层次的影响促成魏晋风流人士的出现
魏晋时期士族之所以区别于势族是因为他们追求高贵清纯，高贵是区别于卑微者，清纯则是同同样高贵的人区分清浊。在《世说新语》中这样评价士族的清高：“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间屋，烂烂如岩下电，肃肃如松下风。”在士族看来家族声望与血脉都是高贵的，因而家族内的婚配也要求是门当户对才行。
早在汉末，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寻求独立，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外戚宦官的专权，在他们自身看来，他们有着一种历史使命的责任感，而这就威胁到了皇权，皇权不允许结*营私，于是家族就出现了，而世代为官的家族就成为了世族，当越来越多的世族出现时，士族就走向了独立。士族的独立，是魏晋时期一种病态的独立，东晋时期，皇权在长江以南继续保留是士族的扶持，士族与皇权共治天下。
然而士族独立但是士族的独立既没有法律作为保障，也没有制度进行稳固，而且士族的独立是针对士族本身而不是士族内子弟的独立。因为病态的独立，也就影响了魏晋时期作为名士的士族子弟的思想，从而导致魏晋时期的思想和价值观在历代人眼中是那么与众不同。
魏晋时期的社会动荡，战争的频发，魏晋以来的年代史，几乎可以看作一部战争史，如*权对抗，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统治阶级内战等。无论是战争规模还是战争持续时间来看，称魏晋以来是历史上最为混乱与黑暗的年代毫不为过。
从汉末群雄并起到三国鼎立，再到西晋短暂统一后分裂，到南北对峙。战争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和难以修补的后遗症，加之瘟疫的流行，衣冠南渡，极大的刺激了士子们内心脆弱的一面，也因此，士子把目光转向儒学之外的道家思想，从而为魏晋时期老庄思想的发展提供的发育的土壤。
而以曹魏，司马家族高压的*治统治则极大的压垮了文人士子们对于儒学的坚定信念，曹氏的篡汉，以权术驭人，对有社会影响力的士子的屠杀都不断摧垮文人士子的内心，等到司马家族，打着忠孝仁义的幌子诛杀了以嵇康为代表，倾向曹魏的文人士子后，文人士子们信仰便走向了崩溃。旧有的文化开始破碎，新的文化孕育而生。
2.名教衰微成为魏晋风度的直接原因
我们在魏晋史上可以看到，自汉末以后儒学式微，被统治者们有意的束之高阁，这就导致汉代以来以儒家为首的立法教化制度开始走向崩溃，原本旧有的纲常伦理受到冲击，反对儒学思想观念开始不断冲击旧有的儒家礼法“不率常理”也就成为了魏晋名士一种普遍现象，因而也才会出现上文中不同魏晋名士身上相同或不同的特点。
其实早在魏初，竹林七贤等名士代表虽然率性而为，但是他们在骨子里仍旧遵守着基本的纲常伦理，但是等到竹林七贤之后，思想演变走上了一种极端的方式，从而导致纲常伦理的全面崩溃。《竹林七贤论》中指出：“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上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
而礼教衰微，原本占据士子主导位置就需要改变，因而新的思想就产生并且很快成为魏晋时期士子名士们普遍认同的观点，魏晋玄学开始出现，替代了儒家礼法，而魏晋玄学所讲求的就是个人自身的发展。率真，性情，不遵礼法，不畏强权，避世，隐逸的思想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三．结语
在《魏晋风度》中，易中天先生指出：“儒家伦理如果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伦理虽然问题多多，却好歹有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
因此，魏晋时期的士族注定只能成为过客，并且在下一个历史的节点中走向没落，魏晋时期的混乱就像是一次中华文明的自我调整，打散一切再整合一切，*治需要新生，文化需要新生，民族需要新的血脉。在动荡与分裂中才会有新的生机出现。
参考文献
1.《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
2.《世说新语·简傲》
3.《魏晋风度》
4.《竹林七贤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