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林樾陈龙周世玲
编辑丨卢伊
00:7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新冠疫情的认知是割裂的。有人认为这就是一场可以自愈的“大号流感”，无需过度紧张，也有人认为老人孩子依然脆弱，种种见诸报道的后遗症也令人恐惧。
新冠疫情以来，经历不同毒株，不同时期的感染者，康复后到底状况如何？
我们找到6位-年被感染的新冠康复者，有人在疫情之初感染了原始毒株，一度生命垂危，还因此失去家人；有人一家六口感染德尔塔株后，大人发起高烧，每天要趴16个小时治疗，小孩却精力旺盛，在医院跳上跳下；也有人在感染了奥密克戎株后，感觉症状“比之前感冒还要轻”，在家隔离自愈。
后遗症方面，早期的感染者提到，出院后会嗅觉丧失、健忘等，持续时间在半年以上，甚至“比我爷爷都健忘”，还有人影响了生殖系统，对异性失去兴趣。但奥密克戎流行后，这些后遗症逐渐变为咳嗽、疲劳，短时间就可消失，甚至没有任何后遗症。
从他们的讲述中，三年来，随着疫苗的普及，以及病毒的持续变异，感染后的症状越来越轻，康复的时间越来越短，对感染本身的态度也越来越平和。
一位受访者的抗原自测显示为阳性（受访者供图）
康复近三年，后遗症好像没什么可怕的
王望珍62岁湖北武汉退休人员感染原始毒株
当初我哥哥是重症，他在年12月20号感染的，我1医院看病时接触他感染的。
当时没有被传染的概念，到年1月4日的时候，我觉得不舒服，有一点低烧，医院替他料理事情了。医院做CT，发现肺部有感染，因为我的肺一贯没什么问题，就意识到是不是被传染了。
当时新冠肺炎还叫不明肺炎，我很老实跟医生说，我接触了不明肺炎，要被感染的话，肯定是被病毒感染了。那时候如果不主动说，没有谁会意识到我得的是这个病。
医院的医生都很紧张这个事情，他们把我弄到病房，是一个很老旧的房子里面，一层楼就我一个人，别的病人全都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们进来时都是全副武装，从头到脚穿了几层的隔离服。
我刚开始只是比较乏力，没有味觉嗅觉，连高烧都没有，是很轻的症状。医院治疗时，用的都是对重症病人的方法，我身体垮得很快。
医院，打了两三天很小剂量的激素，然后输血，吃口服药，护士必须看你吃下去才走，吃了大概一个星期。医院发的论文，才知道吃的是抗艾滋口服药克力芝。
当时我们是比较早的一批感染者，治疗的时候没有方法，什么药都上，用的方法比较激进，对身体的摧残比较厉害，身体各方面机能出院时指标都是很糟糕的。
我们出院的标准是，有味觉了，能吃饭了，就让你出院。等到生理指标回升后，我在1月24日出院。
出院半个月后，我的手臂开始隐隐地疼，后来越来越厉害，疼得不能睡觉。刚开始是肩部疼，顺着上臂往下走，后来指尖都疼，怎么疼形容不出来，我现在总结是因为气血不足。
因为疼痛，我想找地方看病，只要拍片子，医生就不让我走，觉得肺部有感染。我只能说我是康复者，他们才放我回家。
当时没有要求隔离，也没有核酸。你一说是康复者，就是拒绝，医院不收这种病人。我看病时不吭声，就跟医生说我身上疼，想缓解一下。
医院，气血补上来，自己又辅助运动、加强营养，疼痛感减轻了，直至恢复正常。
年，一位受访者隔离所在的方舱。疫情期间，这一做法最早始于年2月的武汉。
出院将近一年，我的嗅觉才恢复。医生告诉我，别人一般半年以后就恢复嗅觉了，我当时还没恢复。我觉得我那时候身体状况比较差，所以恢复比较慢。
记忆力也明显变差了。过去我的记忆力很好，得这个病以后，我的自信心完全被打击了，但现在我又感觉比当初忘性很大的时候有所改善。
我已经60多了，到这个年龄，就是没得过新冠的人，身体各方面机能也都向老年人发展了，所以身体不好到底是年龄大还是新冠影响，我也说不清楚。
我从金银潭出院时，他们给了我一个出院小结，有出院时身体各个指标的数据，我一直还保存着。
每年12月左右，医院会通知我们去做复检。每年我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有好转，好多已恢复正常值，没恢复的那些也越来越好。照常说我年龄越来越大，应该是指标越来越差，但是这些指标反而变好了。
年初我康复到现在快三年了，对于新冠，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影响。
我现在总结就是当时的新冠病毒攻击性比较强，但是如果扛过来以后，它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后遗症好像也没什么可怕的。你自身的基础抵抗力免疫力足够强大的话，这个东西真的跟感冒一样，没有什么。
不过我哥哥的女婿当时比较严重，他最后一次拍片时，肺部已经纤维化了，这是不可逆的。他今年应该是50岁，走路时间长了就喘不上气。
出院后我的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家里人比较少，跟别人接触也不多。
有时候别人把感染者当怪物一样看待，我心里也知道，所以有意识地少跟别人接触，少受伤害。
我得新冠以后也没瞒着这个消息，一开始还逢人就说，想告诉大家得了这个病不是太可怕，消除恐惧心理。但有些人就把你当一个病毒，那我就离他们远一点，该怎么做怎么做，内心强大就行了。
当时这个病是我哥哥传染给我的，我侄女觉得很愧疚，她爸死了，我也好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她就表示歉意。我说我怎么会怪你，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病会传染，如果知道我也会注意防范，戴上口罩。再说得这场病也是我命中注定的，我觉得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没想去埋怨别人。
感染德尔塔后，健忘可能比我爷爷还厉害
孙晖7岁陕西西安工程公司职员感染德尔塔
我在西安市雁塔区一家公司上班。年12月17日，傍晚下班后我回家，过完周末，公司所在的科技园区就因为有病例出现而封楼了。此后多天，从西安流调信息可以看出，科技园是一个重要的疫情传播链源头和暴发点。
12月21日，我开始出现发烧、头痛、眼痛、腹泻、咽痛等症状，当时以为是感冒。没想到22日凌晨，公司领导打电话通知有同事确诊，让我“赶紧收拾好东西”。早上起来，我口鼻出血了，才基本确定自己感染了。
当时，我家里住了6口人，我、妻子、丈母娘、小舅子，还有我们4岁的儿子、1岁两个月的女儿。我很怕传染给家人，就自己睡在小房间里。
但我几次催促，社区一直不来接我去隔离。直到24日上午，防疫人员上门，把我妻子、岳母、小舅子、两个孩子都接走了，当晚通知我妻子确诊。我自己直到26日下午4点才接到阳性通知，晚上医院。
年12月25日凌晨，孙晖妻子确诊阳性后，医院。
在家那几天，我每天都测量体温，最高一次8.9℃。症状主要是头痛、眼睛痛、咳嗽、腹泻。26日在隔离酒店，吃饭还吐了。总之越来越严重，身体很虚弱。左右胸骨、肺很疼，也可能是一直咳嗽造成的。
医院，我穿着防护服坐在床上，喘了十几口气，才把鞋套脱下来。我可是身高将近1米8、体重斤，又高又壮的人啊。
后来我有一天接到一个坏消息：28日小舅子确诊，29日儿子确诊，0日丈母娘、女儿确诊。一家6口全部阳性了。
我们当时感染的病毒是德尔塔毒株，国际研究数据的病死率是5%，比武汉时期的原始毒株要低得多，但比后来的奥密克戎要高得多。我一开始的那些症状，都符合德尔塔毒株的基本特征。
我属于普通型感染病例，这里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趴着”。我同病房的两个病友轻一些，一天趴12个小时，我重一些，趴16个小时。医生说，这是因为病毒最开始感染的可能是表面，肺里有积液，如果躺着，病毒会往里面渗，转成重症。
一开始我觉得呼吸困难，发烧到9.5℃。人体正常的血氧值在94%-%，我当时的血氧只有86%。布洛芬、安宫牛黄丸、感冒灵吃了之后，可以退烧，但药效退了，体温又会上升。我咳嗽严重，就吃强力枇杷胶囊。
后来退烧了，人就没那么难受了。
住院治疗14天，两三天做一次CT，看看肺部的病变情况。后面每隔一天测咽拭子、鼻拭子，如果转阴，医院住14天，每天检测直到CT值达标为止。最后，再到隔离酒店观察14天。
回到家那天，是年的正月十五。
相比起来，儿童症状很轻微。我4岁的儿子当时跟我们在同一病区，他没有任何症状，跟正常小孩一样，每天精力旺盛，跳上跳下，把我们折腾得不行。
我感觉德尔塔株明显是有后遗症的。一开始回家后，我和我妻子都出现了嗅觉不灵敏的现象，但很快恢复了。
月初，我去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的脑电波明显放缓，多巴胺之也比正常值差了一点，这会让人不容易快乐。所以我的诊断书结果显示：“焦虑抑郁状态”。
今年月出院后，孙晖在精神卫生中心被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受访者供图）
更严重的是健忘。我现在健忘，可能比我爷爷还厉害。比如办公室里那些很熟悉的同事，我经常盯着对方的脸，想不起来人家的名字。
我是学工科出身，有时候要出去跟人谈项目、签合同，需要一些谈话和谈判技巧。比如谈话说完一句，后面三句肯定要提前想好，但现在有时候就会卡壳，忘了要说什么了。当然，健忘的也是一些小的细节，整体的工作我还是没耽误的。总之，我就感觉脑子现在不那么灵光了。
我媳妇、丈母娘也有类似情况。比如我丈母娘才50岁，她去买菜，到了菜市场，推着小车来回转几圈，忘了要买啥菜了。
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是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今年月我们园区开复工前的疫情防控讲座时，有个专家就说“新冠影响生育”，当时我还没有太在意。但后来我发现，我对异性提不起兴趣了。别说街上的美女了，我和我媳妇之间的性趣也比以前少了很多。
不光是我，我们办公室另外两个小伙子，一个24岁，一个27岁，也是感染过新冠的。去年他们急着找对象，用我们陕西话说，就是“烧得慌”，人家一说有姑娘，他们两眼放光，肯定要去参加。但是今年他们对姑娘也都不感兴趣了，有人说什么局有美女，他们也不想去了，宁愿下了班去撸串喝啤酒。
我已有两个孩子了，倒还没什么，但我很担心我的孩子将来生育会受到影响。这个还没有定论，但值得注意。
比起后遗症，更需关心情绪和心理健康
万倩倩5岁上海建筑设计感染奥密克戎
我是上海人，独居在徐汇区，就是最初的传染源华亭宾馆所在的区。
因为从小就有哮喘病，知道自己肺部的保护力更薄弱，我一直特别注意防护。每天都对家里多次消毒，取菜、取外卖时也都戴手套、认真消毒。
4月4日，我的抗原检测显示阳性，6日核酸结果确认阳性，9医院。医生说，我属于“强阳”，就是比较严重的阳性，我理解就是病毒载量较多。
一开始我有点哮喘发作，然后才出现新冠的症状，一开始是发热，然后是乏力、全身酸痛、喉咙剧痛。
大家都知道，今年4月上海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跟后来的版本还不一样，症状相对要重一些（注：据报道，上海4月流行奥密克戎BA.2，广州11月流行奥密克戎BA.5.2，传播力更强）。那时大家还想着年武汉的时候，觉得新冠病毒会损伤肺部，有致命性，治疗还要插管治疗的措施，所以还是比较警惕和担心的。
我们那个方舱住了人左右，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个奥密克戎株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那批方舱里的人在转阴前，都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咳嗽，方舱里一直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咳嗽声。
治疗手段主要是服用一些连花清瘟之类的清热解毒药，以及抗生素、消炎药。由于支援我们方舱的是一支山东来的医疗队，他们提供的还有一些山东产的中成药，其它就没什么医学干预措施了。
年4月，方舱治疗期间，万倩倩使用的药物（受访者供图）
大部分人一般在7天后就转阴回家了。我见过最快的一个小伙子，天就转阴出舱了。但因为我是强阳，症状比较严重一些，所以待的时间最长，14天后CT值达标，才获准回到社区，其间一直在线上工作。
回家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担心复阳，但最终并没有。
基本上，奥密克戎引起的感染就类似感冒，主要症状是咳嗽和嗓子疼，属于上呼吸道的一些明显症状。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至今没有告诉他们我曾经感染过，知道了也是徒增焦虑。
康复后，我也担心新冠病史给肺部留下了什么后果，医院拍了个片子。我从小生病，所以看得懂肺片，上面除了少许因炎症造成的灶影之外，没什么痕迹。诊断结果是“左肺下叶少许纤维灶”，这与我感染前的检查结果一样。我让一个关系好的医生帮我看了一下，他也说没任何问题。
出舱回家后的两个月里，我和一些朋友时常感到一丝倦意。但理性看待，这些倦意，是因为大家无法出门，缺少运动、体质下降引起的。后来我们可以出门呼吸空气，恢复健身，我再和朋友出去爬山，身体一点异样也没有，倦意也就没有了。
除此之外，感染新冠对于我没有任何的后遗症。那个方舱里，多数都是我们一个社区的居民。我认识的感染者中，从16岁的到同龄人，从四五十岁到70岁的都有。大半年过去了，我问了很多人，包括70岁的老人，大家也都没有什么后遗症的感觉。
上海春天的这次疫情，有60万人感染，感染率为1/9，是非常高的，极少量的死者都是有基础病叠加因素。后来几个月，再看到别的城市暴发疫情时，我感觉如果是群居的生活方式，确实需要一些管控措施，但只需要把感染者快速隔离就行，身边的人就没必要，更没必要一个人感染就封楼封小区。
现在奥密克戎已经减轻到这个程度，比起后遗症，更需要关心的是一些人的情绪和心理健康问题。
“成为阳性没那么恐怖”
奚溪26岁河南护士感染奥密克戎
医院做护士，千防万防，最后还是感染了。
今年“十一”国庆节的最后两天，我所在的城市再次被新冠肺炎疫情侵扰。医院突然开会，说要抽一批人去外地支援。
当时我父母非常不想让我去，我虽然不是党员，但作为医护工作者，这时不能退缩，就自愿报名了。报名时，医院没说去多久、是否有补助，只说多收拾些衣服。
我是10月8医院的，和几个同事被分到了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县级市，到隔离阳性病例或密接人员的地方提供医疗服务。
除了工作地点和宾馆，我们不许去其他任何地方。每天上班时间也没准儿，有时6小时，有时8小时，有时白天去，有时凌晨走，还是挺辛苦的。
在县级市没待多久，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要去多公里外的地级市支援，这次我被分到只接触阳性病例的方舱里。
为了不被感染，我们除了穿好防护服，结束时还要被消毒液“洗澡”，会有人拿着消杀器具，对着我们喷洒好一会儿，那种味道，一辈子都不想闻了。
而且气温越来越低，我们住的宾馆却不让开空调，因此，我经常被冻得浑身发抖，洗个衣服也总干不了。
父母非常担心我，经常要和我视频，以确定我是安全的，我也尽量保护自己，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最终还是被感染了。
11月9日早上起床后，我觉得嗓子很干，中午去做了个核酸，后来结果显示呈阳性。这个情况被逐级上报后，领导让我待在宾馆房间里，不要乱走，也不再安排工作。
当天白天，我除了嗓子干以外，没什么其他症状。但下午六七点后，我开始轻微头痛，晚上九点多发烧，体温7.7℃。我赶快吃了退烧药，体温就恢复正常了。
由于我阳性了，上面必须安排我住进方舱。10日晚上进舱后，我才发现，另外两个同事也阳了，我们还开玩笑是“三阳开泰”。
年11月，护士奚溪被隔离的方舱（受访者供图）
其实，在方舱里，除了做核酸，我们也没怎么接受其他治疗，每天就是躺在床上睡觉、刷剧。只是不能洗澡，心里还是挺烦的。
刚进方舱时，我没感到有什么症状。不过，11日时，我的咽喉开始发干，12日咳嗽、有痰、头痛。喝了布洛芬口服液后，除了偶尔咳嗽，其他什么症状都没了。
我在方舱住到第五天时，核酸转阴，11月16日，我被送回酒店。
我总共在方舱待了6天。那几天，由于害怕父母担心，我不敢告诉他们实情，视频时我只对着自己的脸，不让他们看到方舱环境。
尽管我核酸转阴了，可由于还咳嗽，医院不让我上班，也不让回家，只让在宾馆等着。为了痊愈，随后十几天里，我陆续服了连花清瘟、肺力咳口服液、甘草片、阿比多尔、氨溴索口服液，症状一天天见好，11月27日，咳嗽完全消失。
你要问我，这个病到底有什么症状，于我而言，除了说话多后偶尔喉咙痒、咳嗽外，其他没有任何不适。不过，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我另一个阳性的同事，就高烧了天，浑身无力。总体来说，没那么恐怖，大家在方舱里的情绪也比较稳定。
领导知道我没症状后，马上开始安排工作，11月28日，我又上岗了。但他们怕我二次感染，不让我进入方舱，而是做些外围工作，每天消杀地面，打扫地面，擦桌子，擦穿戴间的架子、箱子、镜子、垃圾桶、消毒机，还得打扫洗手间，补充穿戴间的物品，给每位出舱的工作人员喷洒酒精，每天仍得工作6-8个小时。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但我所服务的方舱既没空调，也没暖气、电热毯，非常冷，根本不利于康复，实在难熬。
好想家呀，我10月出来时还是秋天，现在冬天了还没回家。现在的我，特别想晒太阳，因为出了方舱就回宾馆，很难见到阳光，我的脸都有些浮肿了。
原本，我以为要在这里过元旦了，但12月4日突然接到通知，让我们5日返回，其他住进方舱的阳性人员，也陆续离开了。此刻是5日上午10点，我们坐上了返回的大巴车，然后回去居家隔离5天，一切恢复正常。
“我不怕疫情，怕心理伤害”
卞春秋50岁河北保定农民工感染奥密克戎
我大约从20来岁，就开始跟着别人干工地了，日子虽紧紧巴巴，但基本过得去。这三年能找到的活不多，即便有人找，也是东一天、西一天，很难连续干上几个月。
今年11月日，在别人的介绍下，我和一个老乡，从保定到河北另个城市的房地产工地上打短工。当时说好的工资是每天50元，我想在过年前赶紧挣些钱。
我们平时住在工地附近小区内，一个多平米的复式房子里。去时屋里已有20来个民工了，大家睡上下铺，客厅、房间都有人。平时，我们从这里到工地两点一线，接触不到其他人。而且我们都打了针疫苗，现在很多工地招工时，都要看接种记录。
但不幸运的是，我们到了这儿后，就赶上当地疫情，11月4日、5日只干了两天，小区就不让出门了，一封就是6天半。
解封后我们又开工了，可没几天又封控了，从此一直没能上工。我们觉得很无聊，想回家，可小区保安说“绝对不行”。我们只好继续下楼做核酸，上楼睡大觉。
到了11月28日上午，突然有防疫人员打来电话，说我参加的10人混管出现了核酸异常。其他十几个工友也接到了电话。
我们难以置信，赶紧拿出抗原检测试剂盒自测。当时大家都只显示一条杠，阴性，谁都不觉得会出问题。
后来，防疫人员通知我们去做单管核酸。大约过了一天，对方来电说我们结果是阳性，也就是说，我们感染了，但我们都没啥症状。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感到震惊，谁也不知道怎么感染的。因为我们除了去排队做核酸，哪里也去不了。
一个房间出了十几个阳性，这肯定是大事了。很快有人通知我们要去方舱，说那里条件好，还有四菜一汤。
说来也奇怪，都说新冠肺炎很恐怖、传染性强，可和我们同住的工友，有几个人一直阴性，始终未被感染。
至于症状，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上火，有一点点嗓子痒，既没头疼，也没咳嗽流鼻涕，比之前感冒还要轻。其他工友，也没见有多严重。
隔离期间，没人来送药、送食物、搞消杀。我就吃些三黄片、板蓝根和感冒冲剂什么的，也吃了一次连花清瘟，可我对这个药过敏，就没再往下吃了。现在我除了上火，一点症状都没有。
卞春秋工友的出舱证明
阳性对我而言，并没什么感觉，能出去干活，或者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但我还不敢告诉家里的老人，也不敢和村里人说，我担心自己回去被歧视，毕竟，之前大家接收到有关疫情的信息，都是非常恐怖的。我不怕疫情，怕心理伤害。
被排挤歧视特别委屈
阿勇42岁上海电商公司主管
我们附近的菜市场应该是一个暴发点。今年月28日，大家都到菜市场囤菜。因为周边很多人已经感染，我没敢到处跑，只去了菜场。
我记得很清楚，月0日晚上我开始发热，被子都湿透了，跟重感冒一样，浑身酸痛，没有食欲，嘴里面全都是苦的味道，流鼻涕，喉咙有刺痛的感觉。
0日发热那天特别难过，1日就自己退热了，也没吃药，就像感冒一样。发热症状持续不到两天，剩下的就是有点流鼻涕、喉咙刺痛，再就是轻微的咳嗽。
4月2日晚上8点多，疾控中心打电话说我确诊了，是无症状感染。我搜了很多资料，知道有症状感染是肺部感染，无症状是上呼吸道感染，没有那么可怕，不需要打针吃药可以自愈。
但无症状感染不是一点症状没有，我以上说的几种症状，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其中几种，我是全都有了。
确诊后，我在家里待了7天，4月9日去的方舱，11日核酸就是阴性了。我感觉在家待的这段时间差不多就康复了。我感觉身体康复以后很正常，没什么影响，跟以前一样。
因为核酸阴性后还需在方舱里观察三天，我15日才出方舱，回来要继续在家隔离7天。
当时我还在方舱里做志愿者，给医护人员帮忙维持秩序，我也和我们村书记联系过，希望出舱后继续做志愿者帮忙，村书记同意了。
年4月，阿勇在医院做志愿者，后被媒体报道
我住的地方属于上海的郊区乡下，志愿者可以在规定区域内活动。有天晚上大概7点左右，我吃完晚饭走到路口，一个志愿者看我就像见了鬼似的，让我离她远一点，不要出来害人。我解释已经好了，但她还是那个态度，让我特别崩溃。
我做志愿者，天天接触感染者待过的地方。那时虽是5月，穿上防护服20分钟，里面就都是汗水，衣服全都湿透，而且我要背一个40斤的水桶不停地走。当时我特别委屈，我付出了这么多，还要这样被排挤歧视。后来村书记打电话安慰我，第二天就把那组两个志愿者换掉了。
当时缺物资，我要负责采购、消杀，整天在忙，所以村里的叔叔阿姨邻居们对我印象变好，走到哪都说这小伙子不错。尤其我这一栋楼的16户邻居，大家可能之前都不认识，见了面不说话，但这次疫情后，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
6月，我开始到处找工作，但四处碰壁，备受打击。
我原先是月2日离职，准备到另一家公司任管理岗位，但康复后，新公司说我确诊过不能过去。后来找了好多工作也都不要我，因为我感染过、确诊过，7月才找到了现在的工作。
找工作时，我第一句话就是我曾经确诊过，什么时候确诊什么时候好的，您看您这边要吗，如果不要就直接告诉我，不要浪费时间。但当时可能大家对这个病毒还是恐慌的，有些不太能接受。
我5年来上海，年开了第一家公司，年第二家公司，原本在上海我有公司有房子，只是离婚时我全给了前妻和儿子。可能因为大起大落经历得多了，我的自我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特别强，感觉相对还好。
但当时跟我一起去方舱的一个小姑娘，二十八九岁，可能年纪相对要小一点，一些负面的信息加上找不到工作，跟她聊天或看她朋友圈，感觉她有些失去信心，后来就回老家了。
面对疫情中的一些事情，大家都会有一点小波动。我可能刚开始心里也不舒服，但也会换位思考。每个人的处理方式和思维不同，这样一想可能就释然了。
我不能阻止别人怎么看我或对待我，但是我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我还是相信人心向善。通过这次疫情，我更坚定地看到谁有困难或向我求助，我都会去帮。
（文中孙晖、万倩倩、奚溪、卞春秋、阿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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