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轰炸
年9月，张伯伦在慕尼黑与希特勒达成协定，回国后，他表示“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将继续，这让民众和议会放松了警惕，欢呼雀跃。即便在年初，希特勒赫然违背承诺时，人们依然抱有幻想，期望通过外交手段遏制德国扩张，至少让英国避开当时还局限在欧洲东部的战争。同年9月，希特勒入侵波兰，打破了英德协定中有关波兰主权的保证，如法炮制了一战中占领比利时的做法，粉碎了人们的希望。随后，张伯伦代表英国向德国宣战，但与一战爆发时伦敦的沙文主义情绪不同，人们谈起这次宣战只有麻木和恐惧。
众所周知，希特勒并没有与英国开战的打算。鉴于实力强大的皇家海军仍然毫发未损，而年春天的不列颠之战中德国空军又没能获得制空权，所以希特勒对手下将领递上来的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持怀疑态度。但无论怎样，英国方面为了加强防御、保卫伦敦，迅速落实一系列紧急措施，各行政区在农田上修建了碉堡，架上了机枪。据我所知，这些堡垒后来都看不到了。有消息称，希特勒想在占领伦敦后，把总部设在布鲁姆斯伯里的议事厅——这很符合希特勒后来对工业的美好空想。年秋天，“海狮计划”被放弃，伦敦的防御转向抵御德军空袭。这场全然不同的战争会以怎样的结果收场，人们心里都没有底。
这也唤起了伦敦人对一战的那段恐怖回忆，的确，如今的轰炸技术更加先进，空战将带来怎样的可怕后果，难以想象。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写道，首都会立即“在战争爆发后被夷为平地”，它将是“一片混乱景象，医院被炸毁，交通中断，流浪汉尖叫着求助……我们被迫接受敌方制订的条款”。不少人和这位左翼哲学家持同样的观点。丘吉尔曾在年警告，如果战争爆发，将有万-万市民从伦敦逃亡乡下。白厅也在年做出预测：空袭的前2周将导致60万人死亡。医院也提前预备出30万张床位用以救治伤者。最终，伦敦组织了66万女性和儿童撤离伦敦，其中包括一半的学龄人口。据报道，这次撤离行动中，没有一起意外事故发生。
一半心思放在东边战场上的德军从年9月开始轰炸英国，但效率很低，目标也非常随机。轰炸开始后，伦敦在晚上实行灯火管制，此举虽然不被拥护，但却行之有效。隧道被用作防空洞，一些家庭也在后院花园里建造了简易的防空洞。但在市中心，它们其实没有多大作用。警报响起后，总有大批人群涌入地铁站。当局试图制止，却无效。车站里迅速挤满了人，当局不得不听之任之。
对伦敦人来说，年的冬天，伦敦经历着不同寻常的战争。每天晚上，人们都面对着死亡的威胁，这种感觉就像置身于一战期间的前线战场。年12月29日，架德军轰炸机1分钟内投下枚炸弹，圣保罗大教堂一带陷入一片浓烟和火海，但大教堂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老城区有三分之一遭到空袭。此后，德军的轰炸短暂停止，希特勒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与苏联的战争之上。直到年，德军又发动了由14次突袭组成的“小型闪电战”。这一次，德军的进攻从年6月一直持续到年，使用的武器包括V1导弹和V2导弹。
人们对轰炸的感觉也各不相同。作家伊丽莎白伯恩（ElizabethBowen）谈道，每晚，伦敦人都“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天色渐暗，暮色袭来，陌生人在街角互道晚安，互祝好运。每个人都希望今晚自己不会死掉，更不要连死了都没人知道”。白厅进行爱国精神宣传，提振士气，并让人们接受这一点：在胜利到来之前，残酷的轰炸是不可避免的考验。据说，上千名被疏散的儿童在轰炸停止前就回到伦敦了，反倒显得政府反应过度。
年轻人似乎更加从容淡然，即便战争和死亡就发生在他们面前。年1月，一枚炸弹导致躲在地铁河岸站的人丧生。当时，我的母亲还是一名本科生，她作为志愿者成为伦敦东区的急救车司机。后来，我问她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她只回答说“像开救护车的感觉”（尽管我之后才理解，对一个十几岁出头的年轻女性来说，这段经历是多么痛苦）。恐惧之外，伦敦还呈现出一种怪异的“常态化”。即便在伤痕累累的金融城，办公室职员也会克服不便每天正常上班。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Norman）一周有两三天睡在办公室，但他只是抱怨没事可做，太无聊了。
市民的坚毅，而非政府宣传的“大轰炸精神”，成为战时文学的刻画对象。再小的事情，都变得重要起来：迈拉赫斯（MyraHess）在国家美术馆举行午餐音乐会；风车剧院的脱衣舞女郎依旧“夜夜营业”；摄影师拍下大火中的圣保罗大教堂穹顶；伦敦塔的护城河沟渠里种上了粮食；诺埃尔考沃德（NoelCrowd）创作出歌曲《伦敦骄傲》（LondonPride）。伦敦似乎参与了一种新的战争，仿佛找回了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精神。整个民族，而不仅仅是军队，都勇敢地面对这场战争。
美国广播界的一代传奇爱德华默罗（EdMurrow）对轰炸进行实时播报，向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人展现了战争下的真实英国。他用声音讲述：女孩们穿着裙子若无其事地走路上班，富人们在酒店大厅饮酒交谈，而轰炸距离他们咫尺之遥，甚至可以清楚听到炸弹落下的声音。一位听众告诉默罗：“你将伦敦的死难情况置于我们眼前，让我们知道，为伦敦牺牲的人也是为我们牺牲的人。”以往，有人认为“远隔重洋的英国没为战争牺牲什么”，因为默罗，这样的误解被消除了。在丘吉尔看来，美国改变“孤立主义”和中立态度，在年加入盟军，默罗功不可没。
和所有针对城市的轰炸行动一样，伦敦大轰炸也旨在打击民众士气，诱导他们给政府施压，左右政府的政策和态度。但德军的轰炸，无论是对德还是对英，两点目的都没达到。它甚至没有干扰到民众为抗战做出努力。空袭防护、灭火、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宿，这些落在民众身上的防御任务，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一丝一战期间不曾有过的公共参与感。随后的调查显示，二战期间，自杀率和精神痛苦率都有所下降，那些关于公众恐慌和“轰炸神经后遗症”的预测纯属无稽之谈。
大轰炸的持续时间虽然不长，却是二战中代表伦敦的标志性事件，又被称为“第二次伦敦大火”，导致约3万名市民丧命。统计显示，当时的伦敦人中，每3人就有1人死于二战，而且是平民而非军人，这个数据出人意料。此外，差不多10万间房屋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因战争而损毁的房屋数量是前者的10倍。伦敦东区的部分区域，有一半住房都无法住人。
自信于战斗实力的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也发动了类似的轰炸，贯穿整个战争期间。与德国相比，英国的损失微乎其微。据估计，约50万德国平民在轰炸中丧命。德国城市和中世纪小镇因战争遭受到野蛮攻击。英国飞行员坚信，他们是赢取战争胜利的关键，或许都不需要地面部队的配合支援。事实证明，这一判断严重失误，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双方空军均付出了惨痛代价。
百废待兴
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的当天，伦敦市民走上街头欢呼庆祝，但其实，这更像是在舔舐伤口。英国为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伦敦看上去就如战败城市一般——漆黑一片、荒芜不堪、满目疮痍。战争结束后，德国和日本的制造商迅速恢复生产。而英国政府宣传语“最好时期”的背后，是劳动力不足和投资短缺的窘境。伦敦制造了一种需要独立自主的错觉——我上学时老师总是这样说——还告诉我们要享受胜利的果实，这是它的主要问题。但事实上，胜利很大程度属于美国和苏联。对这两个国家的人来说，果实就摆在那里，触手可及。
和一战后一样，二战后，英国人也期待赢得了战争的国家能在和平时期积累资本，再次发展。年的大选中，工党出乎意料地打败了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或许是因为工党的宣传口号“赢在当下的和平年代”更贴近民心。所以，当被占领的德国以惊人速度恢复经济、重建国家时，英国人也在等待政府有所作为。计划经济依然在实行，食品、建材、新闻用纸和衣服布料的供应配给由白厅决定，好像市场经济还不能被信任一样。生活上，斯巴达式的军事管理稍稍有些放松，但改变很小。-年的冬天，伦敦遭遇严寒天气，但煤炭供应不足。当时的照片显示，几百名伦敦人安静地排队购买土豆。在丘吉尔眼中，这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就等同于“排队主义”。
唯一和商业重建沾边的积极动作是年通过的一项决定，费尔雷航空的测试跑道从不方便的克罗伊登机场移至希思罗的“伦敦机场”。调整后，年客运量在三年内翻了一番，达到25万人次，年超过万人次，年达到万人次。希思罗机场每次扩建，都对附近居民保证这会是最后一次。但随着穿过人口密集区域的航线不断增加，机场屡屡违背承诺。
伦敦遭受的实际破坏虽然并非涉及各行各业、影响全市，但也不容小觑。此前离开的数万人陆续返回，等待他们的是毁坏的房屋和待兴的商业。金融城内，三分之一的办公场所和绝大多数的仓库被毁，剩下的还在继续进行生产制造和商业活动。金融领域，部分外资撤离，战后也没有马上回归。伦敦金融城似乎就要从“世界金融之都”的神坛跌落，美国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最明显的就是纽约华尔街的崛起。尽管联合国首次会议的举行地点为伦敦的卫斯理公会中心大会厅，但联合国总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都设在了美国。
经济领域之外，生活回归常态的信号也浮出水面。年，迪奥在巴黎发布了新风貌系列，引发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