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历史上，对汉武帝平生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评论文字甚多，但是，极少有人提及到汉武帝的“急功近利”问题。非汉武帝个人的想当然，所以，桓谭说汉武帝是“有崇先广统之规”，是非常准确的历史评议。
笔者认为，汉武帝平生作为之所以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国家社会不良后遗症，主要原因，还是他的“急功近利”问题所致，也就是他的政治心态类似于一个不成熟的少年，试图一餐就吞食下一大桌子的菜肴。或者说，汉武帝平生的政治所为，被他个人的“文艺人才”人格品质所累，他是在以一种好想当然的“辞赋诗人”心态去政治国家大事的。
也就是说，从政治家的角度看，汉武帝刘彻可能有相当不成熟的一面，或者说，长于深宫之中且长期不接触民间社会，使得他平生好像一直看不清楚宾服周边和建立大一统国家制度文化，是百年、甚至是千年的文武之功，绝非是你仅仅依靠一时的武力手段和你当世主观多为的手段，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汉武帝的这种“急功近利”的不成熟政治家问题，长期没有被后人所注意到。汉武帝时代开战周边收复故土，是历史的使然，并非汉武帝个人的想当然，所以，桓谭说汉武帝是“有崇先广统之规”，是非常准确的历史评议。
因此，立场在个这参照系上去考察汉武帝，我们今人就不应该否定汉武帝生前开战周边和拓展中国疆土的战争作为发端。但是，历史事实是，汉武帝生前不顾国力和民生疾苦的连续开战，千真万确地又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良社会后果，因此，今人应该注意汉武帝为什么会“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问题，因为，汉武帝生前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仅仅是个现象，并非原因。
汉武帝执政54年，他连续发动了开西南夷的征伐行动以及汉匈战争、南越国战争、西羌战争、朝鲜战争、西域战争这五大战争，而且，这些战争且全部是持续多年的战争，其中，除开“西南夷征伐，南越国征伐”这两场大规模征伐行动有过去以往的历史遗留政治基础原因之外，其它四场战争，那几乎都是没有征服的先决条件基础的，因此，这四场战争，不仅耗费了西汉王朝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历史后果还不好。
其中，如果不是汉武帝执政后期的西征统帅李广利大量采用了司马相如开西南夷时的和平宾服经验，如果不是汉宣帝时代的赵充国征伐西羌时也学习采用了司马相如开西南夷的和平宾服经验，那么，说不定西域（即今日的新疆）和西羌（即今青海和西藏）也会在日后与漠北（今蒙古国）和朝鲜地区一样，并不能真正纳入中国版图的。
非常明显，汉武帝急于在自己的执政的有限时间之内，就试图去完成开拓广大汉疆的个人历史功劳，因此，除开开西南夷他没有亲自指挥，除开收复南越国故土是水到渠成的历史之功外，在其它四个战场上，汉武帝都表现出极端“急功近利”的焦躁，这种焦躁导致了这四个战场上的战况形成了长期的胶着拉锯战，反复拉锯战争则导致军事物质费用和兵役人员大增，死亡者甚众又导致抚恤经费大增，这，又反过去促进了汉武帝时代的军政合一和横征暴敛的极端政策实施，这样，又直接造成了匪盗、贫穷、贪污腐败等一系列社会病态问题的大幅上升。
由此可见，汉武帝时代，已经陷人了一种政治、经济、文化恶性循环的恶性社会状况中了。汉武帝时代，汉武帝解决汉匈边境问题，主要使用的是强行驱逐和杀伐手段，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使用通商互利、文化教化和帮助匈奴人发展草原经济的办法去解决游牧匈奴和农业汉民之间的文明文化矛盾，长于深宫的汉武帝刘彻甚至可能终生都没有认识到一旦断绝内地与草原部族人民的商贸来往，就会将草原人民送入生产生活的绝境，就会逼迫得草原部众必会联合起来进犯中原。
这，可以通过汉武帝是在汉匈通商和彼此关系最好的时期而主动开打“马邑之战”情况上，就可窥一斑！因此，汉武帝时代，汉匈战争大小战役无数，尽管汉军在战场上对敌方杀伐甚重，匈奴也可能被汉军暂时驱逐北遁，但是，不久，匈奴各游牧部落又会迫于生计而冒险南迁，然后，一旦草原遭遇天灾和物质匮乏，匈奴部落又会联合起来南侵掠夺，如此，就造成汉武帝时代的汉匈战争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那样，始终无法杜绝干净，如此，汉武帝以降的长达数百年的中国北疆，也一直无真正的安宁可言。
同时，汉武帝效仿商鞅、韩非子等法家极力倡导的重赏重罚的“农战”政策，使他对出征汉军将士的赏罚也甚重，而对出征汉军将士的重赏赐措施，则造成了国内财货的更加捉襟见肘，如此，这又促使他不得不大举卜式、桑弘羊等兴利之臣去官营盐铁酒和买卖官爵，从而更加重了国内官民矛盾冲突和官场的腐败；而他对汉军将士的重罚举措，则不仅仅逼反了赵信、赵破奴、李陵、李广利等汉军重要将领和大批汉军将士，最主要的是他在漠北草原上播种下了匈奴人对汉的长期仇恨种子，导致汉匈边疆长期战争。
打仗，根本上在打老百姓自家的钱粮和孩子的性命，是在打敌方的人心！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战争和营造和平！这几个人类战争之道，好像汉武帝一生都没有搞明白过！除开开西南夷战役之外，在其它的战场上，汉武帝一直都是使用的急功近利的杀伐手段，单纯的战场杀伐，根本上是一种“以暴制暴”的恶性悖论，因此，前年的汉武帝元狩四年，封狼居胥山战役结束以后，虽然汉武帝暂时结束了惨烈的汉匈战争，但到了前年的汉武帝元封四年秋，汉匈战争再起，因此，汉武帝时代，他从未真正征服过匈奴。
所以，后世一些人说汉武帝时代征服了匈奴和拓展了北疆，并非历史事实！汉武帝逼迫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数万汉军将士西征，在粮草不足和西征将士减员严重的情况下，李广利仅仅因为要求暂时退回敦煌休整，竟然引发汉武帝大怒，他差点因此治罪和斩杀了他的妻兄李广利。后来的李陵军队之所以遭遇惨败且降匈奴，也是因为这种战场上汉军将领们互相争功原因所致。
这就是说，汉武帝的急功近利的军事赏罚举措，造成了当时的许多汉军将士的不顾自身条件的“奋勇杀敌”，甚至还因此发生内部争功而互相陷害，这不仅仅造成了李广、赵信、公孙敖、赵破奴、李广利、李陵等汉军高级将领不死即降，还造成了霍去病等汉军在征伐匈奴的战争中滥杀无辜而争功，而霍去病等人的滥杀匈奴无辜的所作所为，则给予汉王朝宾服匈奴种下了无穷的后患，这汉匈战争之所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就是漠北蒙古草原至今也没有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缘故之一。
西汉王朝中后期，朝廷纪念前朝功臣时，就已将霍去病、卫青等杀伐甚重、甚至滥杀匈奴无辜民众的汉军将领排斥在了汉功臣谱系之外，所以，今人再去歌功颂德霍去病和卫青等人，既是无知历史的表现，也是在败坏国家崇尚和谐的道德伦理观。综上所述可知，今人不宜过分夸大汉武帝时代的汉匈战争成果，应该看到，中国北疆地区之所以自汉武帝以降是两千多年不安宁，可能都与汉武帝生前不谙战争之道和他“一口想吃成大胖子“的急功近利杀伐宗旨，有很大关系，而汉武帝的这些急功近利，可能又与他生长于富贵宫廷之中不谙民事疾苦有相当关系。
如果汉武帝生前能对草原“蛮夷”有个正确的人性认识，他而不是笃信董仲舒等人错误认识“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他若能够像赵充国那样在打完西羌战役以后立即就地解甲数万汉军精锐骑兵归田去带动曾经反叛过汉王朝的大批西羌民众走共同发展生产生活的富裕之路，那么，汉武帝时代的北疆宾服，可能也会收到类似于赵充国宾服西羌那样的良好历史后果的。
结语
虽然汉武帝以降，特别是东汉以降，评议汉武帝历史功过的文字甚多，但是，不得要领者恐怕占了绝大多数，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些论说者往往没有将汉武帝时代放置到中国国家文明构建的历史情况下去加以考察！遗憾，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东汉以降，北疆草原就基本上没有属于过中国，元朝时代，蒙古草原进入过中国一阵子，最终，其还是分裂出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