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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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壬辰战争又称抗倭援朝战争，是明代万历年间持续时间最长、钱粮耗费最多的一次战争。根据《万历三大征考》《万历武功录》《明史》等文献记载，宁夏之战、播州之战、朝鲜壬辰之战这三次大战，明朝投入的军费开支高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这其中，朝鲜之战的消耗为七百八十余万，远超其余两次大战军费消耗之和。
可问题是，即使投入了如此多的军费开支，壬辰战争之所以前后耗时将近七年，很大一部分原因竟然是因为后勤补给难以为继，以至于明军不得不在数次关键大胜后等待补给，难以继续扩大战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身为被救援者的朝鲜似乎要承担不小的责任。
明代一些抗倭战争的亲历者，比如在收付平壤之战中大破日寇的提督李如松，在汇报战情时，就多次将补给不利的原因归咎于李氏朝鲜。那么，作为倭寇入侵的直接受害者，李朝又为何对自己请的外援如此不上心呢？本文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说明一个问题，朝鲜国力衰弱，又屡遭兵祸，打从一开始明朝就没有打算完全依赖朝鲜，解决补给问题。在发兵之前，明朝就已经开始通过调拨仓粮、银贸粮等方式，来筹措大军开拔所需的辎重补给。甚至早在万历二十年六月，壬辰之战爆发前，户部官员宋仕、刘士忠等人就上书万历，“议留运船以充战艘”，提议将天津当地四百余只海船留用，同时请求朝廷截留当地七万石漕粮作为辎重。
这一建议也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认同。在与李氏朝鲜商议出兵援朝细节时，明朝几乎是主动承担了所有粮饷的供给和转运任务，只要求朝鲜能够按时地将这些明朝运至朝鲜境内的粮草，安全输送到各前线城市；并在明朝粮饷未到时，筹措军粮进行补充即可。按理说，这样的规划已经足够贴心。
可问题是，即使是运输粮草这样简单的后勤任务，朝鲜也完成的不尽如人意。壬辰倭乱初期，明军入朝后，李如松等将领发现，他们面对的最大困难并非朝鲜宣祖所说的侵朝日军，而是朝鲜内部极其紊乱的运粮调配工作。
事前，朝鲜曾允诺，可为明军筹备四万士兵、两万战马至少两月的粮储。可当明军取得平壤大捷，击破日军小西行长之后，竟然没有足够的粮草用于进一步扩大战果，去收复朝鲜王京。直到将近两个月后，朝鲜官员才在宣祖和大臣崔兴源等人的反复催促下，开城筹备了十日军粮，作为明军开拔的补给。
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以至于援朝将领们都对朝鲜产生了极大地不满。在这次开城备粮后，又发生了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据《宣祖实录》记载，朝鲜官员尹斗寿曾恳请李如松火速南进，后者却犹豫不决，直到其麾下查大寿亲自从前线赶回带来黄海道兵粮已至的消息后这才发兵。这期间，尹斗寿曾经反复向其保证军粮马上送达，但李如松却一直保持“不动如松”的态度，丝毫不理会尹斗寿的包票，这一反常情形，无疑是开城备粮事件所带来的后遗症。
其实这倒不是将领们玻璃心，事实上援朝明军已经被朝鲜不靠谱的后勤坑惨了，经略宋应昌曾在发往兵部的报告《报三相公并石司马书》中提到补给不济下明军的惨状：“众兵自渡江至今，菜肉盐豉之类无由入口，甲胄生虱衣履破碎，一遇天雨，浑身湿透，相抱号泣，马倒者且有一万六千匹，兵士可知矣”。
如果说明代援朝文武官员们对于朝鲜粮草运输不利的指责有甩锅之嫌，那朝鲜君臣自己的历史记录可信度应该会高一些。朝鲜战争后期，专门负责对接与明朝粮草运输问题的经理接伴使就曾经上疏朝廷，要注意粮草的运输问题，称从明朝运输来的粮草“无人输运，堆积露处，几时运来而可喫？”要知道，这些粮草可是明朝自山东乃至天津等地翻山越海转运而来，运输的成本甚至比粮草本身还要高出许多。类似于这样的记载在《宣祖实录》中也至少有十余处。一边是啼饥号寒的明军，一边是被随意留滞的军粮器械，客观来说，朝鲜运粮不利也是壬辰战争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
那么，难道朝鲜王朝上下所有官员，都对军粮的运输如此不上心么？倒也不是。在壬辰之战中，李氏朝鲜上层与明朝进行了频繁的沟通，对粮草的运输、调配进行了较为周密的部署。大量朝臣也被下派地方，督促各处人员转运粮草。如知中枢府事柳根、安平道陪臣赵挺都是这一阶段活跃各地的朝官。就李朝本身而言，在朝鲜军队溃散崩解后，它的存续与否也仰赖着明朝军队，自然不太可能无视明军对粮饷的需求。
到了战争后期，为了补充援朝明军粮饷，朝鲜几乎是饮鸩止渴般大开“输粟拜爵”的门路，鼓励官员百姓通过缴纳粮饷换取官爵，宣祖还主动削减三品以上官员的俸禄散料，甚至下令“予一日再食足矣，不必三时”。当然了，宣祖一日二餐还是三餐更多的是表明一种态度，但这种自觉饿肚子的方式，也侧面说明朝鲜对于明军粮饷的重视。
可问题在于，这些上层结构的主观能动性似乎很难转移到下面。当时的地方官员乃至中层贵族的表现极为奇葩，一些乌龙事件层出不穷。比如有的粮船抵达朝鲜后突然在中转站失踪，结果被发现是调配出错运到了别的什么地方；有的则是水手直接将粮草转卖，再到目的地花钱买粮赚取差价；还有的朝鲜官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隐瞒粮草、兵器存储数量，被明朝官员发现。最后一种堪称智障的操作，让明朝文武群臣异常愤怒，最后还是万历皇帝下旨：
“朝鲜连年疲敝，不能自振，以致欺隐粮物，全无举察，情有可怜，非尽险诈，朕亦推诚不疑”。
▲万历：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万历皇帝的背书下，这场因隐匿粮饷补给引发的“明鲜政治危机”，才算告一段落。不过，万历说朝鲜“不能自振”，倒也不是虚词。
自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建国算起，到壬辰之战爆发，李氏朝鲜建国已有二百余年，而在这二百年间，除了屡屡出现的海寇入侵外，李朝其实并没有遭遇过太多的战争。所谓“承平二百年”之说并不算夸张。但是，除了老生常谈的“承平日久”之说外，在此之后，李朝政权还一直延续到了年才因日本吞并而灭亡。这意味着这个政权持续维系了五百多年。
▲李氏朝鲜开国之主李成桂影视剧形象
在这五百多年里，李朝虽然是因宗藩体系而受到明清两朝庇护，但其内部稳定性之强也令人咋舌。事实上，若不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突然崛起，李朝末年的东学党起义恐怕也难以对这个政权带来覆灭之危。那么，这种稳定性是如何出现的呢？这应与李朝的权力架构有关。
早在高丽政权时期，高丽就参照当时唐朝建立了“三省制”，这一体制在李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和加强，李朝太祖李成桂异姓革命后，为减少旧贵族势力的反抗，参考明朝官制、机构建制重构朝鲜的职官体系。而原本就被杂糅进朝鲜政治系统的唐朝三省制、元朝千户制却同样被保留下来，这种拿来主义下的偷师，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不少可取之处，毕竟对于李成桂而言，直接复刻中国复杂、完备的权力体系建设，既能节约不少试错成本，同时也能为朝鲜王室确立稳定的权力机构。尤其是仿照明代六部而建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曹，更是成了国王“垂直管理”国家的重要凭借。
但是这种生搬硬套的借鉴，也遗留了大量弊端。我国古代王朝，之所以要建立远超西欧的庞大官僚体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土面积过大，国君与其亲信大臣根本无力对广大领土进行直接管理，不得不依赖冗杂的官僚系统对其进行代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人引以为傲的“典章制度”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而朝鲜的情况却不一样，其领土和人口不过相当于明朝一布政使司（省），这种情况下，却叠床架屋般地设置了和明朝几乎相同数量级的官僚系统，李朝的冗官问题可想而知。而这还仅仅一开始的情况，到了宣祖时期，东西两班文武竟然足有四千余人，人数三倍于明朝。这种遍地都是官的情况下，其行政效率可能还不如经典小品《小偷公司》里的那群笨贼。
▲牛群：说了风声有点紧，你们怎么就要去奥运会了呢？
另外，李朝这种大杂烩式的制度，运行起来经常出现bug，比如上文提到格外受国主重视的六曹，就因为权力与提调官相侵，经常产生龃龉。就像《实录》中说的那样，由于权责区分不明，朝鲜大小官员“只率跟随，或有不知其司之门”，壬辰之战中许多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乌龙事件，其根源皆出于此。
面对这种乱如缠麻的权责问题，李朝国主也是束手无策，最后，只能在推行重要政策时另设“都监”来负责，如第一次壬辰战争结束后，朝鲜效仿戚家军重建军队，就专门设立训练都监来训练士兵、筹措粮饷。虽然在第二次朝鲜之战中这支新军的确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但是这种另起炉灶的做法，也间接体现了朝鲜官僚体系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当然，除了官僚体系设置本身的低效外，另一个问题也不能忽视。李朝虽然与明朝大致开国于同一时期，但和明朝不同，李朝依旧保留了浓厚的贵族政治残余，开国时期的功臣勋贵子嗣大多以两班文武的身份参与国家决策。事实上，从李成桂建国开始，朝鲜就有国王与勋贵大臣歃血盟誓的仪式，盟誓仪式直到李朝灭亡才宣告瓦解。这一仪式带着浓厚的政治符号意味，对于李朝贵族而言，其国主与其说是国君，不如说是贵族阶级的利益代表，一旦君主不能维系贵族阶级的利益，就很容易遭到他们的背叛和反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何在李朝面临覆亡之危时，会有不少贵族以待价而沽的姿态面对入侵者。
壬辰之战中，明军粮饷危机始终贯穿全程。并非朝鲜上层对于军粮不重视，而是在面对数量庞大的明朝军队，行政效率严重不足的李氏政权的确是有心无力。这就导致援朝明军本应是主场作战，却落得如“深入敌后”一般地屡遭掣肘，可以说，壬辰之战之所以旷日持久，这个猪队友的背刺，实在是“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李壮《壬辰战争时期明朝与朝鲜的粮饷矛盾》；
2、陈尚胜《壬辰御倭战争初期粮草问题初探》；
3、董建民《壬辰御倭战争后期（-）明军粮饷问题研究》
4、刘波《明清藩封体制视角下的朝鲜王朝国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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