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定吴三桂叛乱，削除“三藩”，到康熙五十年，已赢得30年的和平时期。此间，曾有收取台湾、抗击沙俄入侵者、剿灭噶尔丹叛乱等战役，但战场或在东南海上，或在东北极地，或在北疆草原，而中原大地，偃兵息武，兵戈不兴，百姓并无战事之扰，全力用于发展农业生产。
清朝在战胜吴三桂叛乱后，变得空前强大，在全国的统治空前巩固。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和发展，财政收入也明显增长。以此国力进行局部战争，应付自如。如进攻台湾，不过投入万人左右；反击沙俄入侵投入的兵力更少，前后两次，加在一起，也不到人。惟剿灭噶尔丹，用兵十万以上，前后三次，持续近十年。但圣祖大量起用蒙古诸部力量，又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同噶尔丹的额鲁特部作战并不费力。
总之，以全局应对局部之乱，对清朝并无损伤，而且在解决台湾、同沙俄的争端之后，全力则灭噶尔丹，并无后顾之忧，易如反掌。所以，圣祖在康熙五十年以前，总是说“海内升平”、“承平已久”，根本没有把上述三次战争考虑在内，因为这几次战争没伤及清朝的根本，相反，还使其越战越强，造就它的根基更加牢固！
在30年期间，清廷动员农民大力垦荒，投入巨额资金治黄、治淮，兴修水利，不断推进农业的发展；根治腐败，惩办贪官；蠲免赋税、规模之大，耳古未有；完善国家体制，建成政治与法律运行机制，各项职能得以充分发挥，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国势蒸蒸日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清朝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力开拓，从大乱走向大治，至康熙五十年前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康熙盛世。当资本主义的光华在西方闪耀，并向世界辐射之际，清朝再造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辉煌正以它的恢宏气势，普照着东方大地！
进入“盛世”的中国，已经实现了全国范围在政治上的完全统一，消除了内忧，达到了社会的全面安定；各民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权之下，共同走向繁荣。应当指出，这种完全统一主要是确立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真正的统一，是在雍正朝以后，主要是乾隆时期，在变更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的政治体制后才真正实现。
自圣祖即位以来，统治集团长期保持稳定，唯有一次重大的斗争，就是同鳌拜集团的较量。圣祖略施计谋，顷刻之间：鳌拜束手就擒，其党羽亦随之瓦解。圣祖此举，深得朝廷内外欢心，虽经此次政治变动，未留下任何后遗症，统治集团以圣祖为核心，变得空前一致。
其后，在三藩问题、抗击噶尔丹、反击罗剂、治理黄准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都经受住考验，保持了内部的一致。圣祖始终警惕朋党，时刻以明朝的亡国教训作为警戒，防止集团内部形成派别、结党营私。在几度废立太子的响题上，圣祖及时发现并处理依附太子的党羽，粉碎他们的政治企图，维护了朝廷内部的安定。明未党争、宦官专权及后宫干预政事等弊政，都得到了有效地遏制。
君主专制制度，圣祖曾明确地宣布：“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圣祖终其一生，都把“天下大权”牢牢地操于他一人之手，不管朝中发生什么问题，都由他一人裁定，作出批示，各部诸臣、阁臣都只有奉命执行。圣祖自康熙六年亲政，直到六十一年去世，50多年间，统治集团只有不同的意见和见解，却没有政治上的分裂。因此统治者的意志得到完全贯彻，其各项政策保持连贯推行，没有中断过，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之按一个方向持续前进。
从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叛乱，解决了三藩问题，至康熙五十年，已赢得了30年的和平时间，确属“天下无事”，专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人心得以安定。边境安堵，各民族同清朝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按时朝贡，关系密切。在西南边疆，如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已从长期战乱中恢复了元气，尤以“三省文风日盛，士子俱各醒勉肄业，考试者渐多。”但考中者少，为照顾边疆，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圣祖决定给三省各增加一个进士名额，从落榜者中择优进补。
东北，本属满族与清朝的发祥之地，清入关之初，这里曾一度荒凉，人烟稀少。但发展较快，还在康熙二十四年时，辽东重镇锦州、宁远州、锦县、广宁县等恢复迅速，其府州县“生聚日繁，人文渐盛”。尤其是盛京，已发展成为关外东北地区的第一大都会，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盛京原是清人关前的都城，入关后，作为“陪都”而备受重视。
至康熙中期，盛京的陪都体制已基本完备。盛京将军，仿中央体制而设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奉天府等地方官署均设于城内。康熙十九年,在原有城池周围增筑关墙，周长达32余里，保持了都城的气魄。因迁都而一度萧条的盛京重新恢复了活力，因而迅速带动整个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清朝把盛京视为“根本之地”，是其混一天下的本源，所以对盛京多施优惠政策，圣祖三次东巡，前来盛京祭祖，给予颇多照顾。这些，都推动和加速了盛京的发展。有清一代，对盛京及其整个东北地区的特殊保护，确保了这一广大地区二百多年的持久稳定，这是任何地区都无法相比的。
明初以来，至明清之际，对中央政权和内地百姓构成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北部和西北部的蒙古诸部。噶尔丹武装反叛清廷，辽阔的北疆大草原陷入动乱之中。圣祖在亲征平叛中，于康熙三十年五月，集诸部蒙古于多伦诺尔，举行“会盟”，统一蒙古，史称“多伦会盟”。
自那时到康熙四十九年底，北疆宁静，蒙古诸部安堵如故。圣祖欣慰地说：“即如今岁遣大臣会盟，竟无一事。昔皆三年一会盟，今五年始一会盟，而尚无一事。”所谓“会盟”，是蒙古王公贵族定期举行政治性集会，用以协调各方关系，解决内部争端或协商解决重大问题。在蒙古诸部的会盟由清廷掌握以后，定于每三年举行一次，但每当会盟之时，蒙古诸部无事可商，也无矛盾可以解决。后改为五年一次，还是无事可争可商，一者遵清廷法度，内部安然无事。
蒙古为患中原长达几个世纪，如今已是烽烟不起，鼓角不鸣，辽阔的草原变得异常宁静，抚今忆昔，能不令人欣慰！所以，大学士们看到圣祖的喜悦之情，不禁赞叹：“此皆皇上圣德所感被也。”功劳全归圣祖，未必妥当，但起主导作用的，舍圣祖其谁与！
边疆安宁，四境邻邦和平、友好往来不断。诸如朝鲜、安南、暹罗、琉球，远至南洋诸国，还有来自欧洲的俄罗斯、葡萄牙等国，都与清朝建立和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
如康熙五十年十月，圣祖向礼部重申对外友好的方针：“朕统御寰区，抚绥万国，中外一体，保育惟殷，惟期遐迩咸宁，共享升平之福。”而对于关系亲切者，“尤加意优待之”。他特别提到朝鲜国王李惇自袭爵以来，四十余年，“慎守封圻”，每年“贡献方物”，恪尽忠灭，“未尝少懈”。其国中之事，“稍有关系者，必奏明仰请定夺”。在本国内，“抚恤国人，善于爱养所属，靡不悦服。”他为此感到高兴。
以前，每遇到朝鲜闹饥荒，他都发米赈济；而且，他屡次裁减朝鲜贡物，以减轻其负担。此时，他又想到朝鲜“国小地隘”，便决定将其“年例贡物内”白金两、红豹皮张，自明年起，“永停贡献”。他又听说朝鲜国使进入中国境内沿途住宿的馆舍“尽皆倾圮”，下令各地方官负责修缮，以表示他“加惠远人之至意”。圣祖特殊优待朝鲜，也是“盛世”下的清朝所做的一件善事。清朝的强盛和富足，也给朝鲜等周边国家带来了实惠，同沾盛世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