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本人8月13日线上参加“国际金融三十人论坛”上海会议时的发言。医院隔离，随后在北京隔离酒店完成此文。
原文接近一万字，除了对疫情防控的分析之外，还包含了对华裔日籍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的批评（国内商业机构经济分析师对此书甚为推崇），并介绍了学术界对于大衰退成因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当时环境下本文难以公开发表。几经转折，8月21日，以笔名和《白天鹅风险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标题发表在FT中文网。
考虑到当前疫情发展和防控政策的优化，重新发表此文，略去讨论大衰退的理论部分，聚焦在中国经济的“白天鹅”风险部分。
正文
我的工作在上海和香港两地进行。今年4月底在上海经历了近一个月的居家隔离后，我回到香港工作了三个多月。
8月初，我手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一大早赶到香港机场，通过了现场核酸检测后，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落地后做完核酸检测，终于在接近午夜时分住进了远郊的隔离公寓。
两天后的早上我开始咳嗽，中午发烧，心想应该是公寓的空调太冷导致，但在香港的太太和孩子说也有类似症状，我有些担心感染。上午就联系了医生，但傍晚才拿到药，很快退烧。
就在我准备就寝时，接到电话通知入住公寓后的第二次核酸检测为阳性。当时我就对自己说，确诊这个“白天鹅”风险终于降临到了我头上。
何谓“白天鹅”风险？
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习惯了把年以来出现的疫情称为“黑天鹅”事件/风险，直到我看到畅销书《黑天鹅》的作者NassimTaleb亲自撰文称疫情只是“白天鹅”。
真正的“黑天鹅”极其罕见，难以预测，几乎找不到先例，几无可能发生，一旦发生会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说，飞机和互联网的发明，美股指数单日下跌23%，十天四次熔断才称得上“黑天鹅”。
至于对人类生命造成威胁的疫情每隔几年就会出现，既算不上新鲜事，也容易预测。当然，“白天鹅”并不会因为出现频率高，就意味着影响轻微或者低风险，它同样可能造成巨大的冲击。因为出现频率高，“白天鹅”最大的特征是风险可测算。
Taleb直截了当地指出年这样规模的疫情是必然会发生的，人们只是不知道具体发生的时间，但是可以做出应对的准备。
年新加坡政府就找到Taleb，请他协助设计一套危机应急方案，果然在疫情发生后派上用场，其核心思想就是根据事态的发展相机抉择，而不是僵化教条。
对于潜在冲击巨大，但不像“黑天鹅”那样极难发生，也不像“白天鹅”那样极易发生的事件，自然就可以称为“灰天鹅”。
虽然后两个词在中文里少见，但在英文里都比较常见。例如英国脱欧就被形容为“灰天鹅”事件，民调难分难解，发生的概率一半一半。同样，俄乌战争也只能算是“灰天鹅”。
中文读者更熟悉“灰犀牛”这个由记者MicheleWucker创造的形容容易被人忽视的风险。灰犀牛看上去步伐慢悠悠，实际上跑起来的速度非常快，在你还在观望时，危险可能快速来临。
“灰犀牛”为什么会被人们忽视，最终演化成为“白天鹅”，是Wucker的主要贡献，她总结出危机发展的五个阶段：
否认危机的存在或者弱化其影响；
承认危机但采取拖延战术；
寻找解决方案时互相指责推诿责任；
变得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正确应对；
危机发生后才采取行动。
年7月中旬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人民日报》发文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这是官方媒体首次提到”灰犀牛”概念。
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专家指出：“对存在的‘灰犀牛’风险隐患，如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等问题，要摸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和影响程度，突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这五年下来，对于经济中的五大“灰犀牛”防范措施效果究竟如何见仁见智，有些风险可能已经化解得不错，但也有一些风险可能在内外因素影响下，特别是三年疫情冲击下，变成了“白天鹅”。
全球经济中的“白天鹅”风险
在分析中国的“白天鹅”之前，我们先简短说说美国的风险。
美国在年5月迎来了5%的通胀率，前财长LarrySummers首次发出了通胀警告。如果说这时候的通胀还只是“灰犀牛”，那么它变化成“白天鹅”的速度相当之快，10月上升到6.2%后就没有停止攀升的步伐。
然而美联储和财政部对于任何通胀警报都无动于衷。到了年底前美联储主席BenBernanke还在预测美国首次加息要到年。
尽管数据显示美联储加息大概率引发经济硬着陆衰退，但现主席JeromePowell先是多次信誓旦旦称这次会是软着陆，直到最终改变语气。这个过程非常像Wucker总结的“五阶段论”。
回到中国，有点遗憾的是中财办在年列举的五头“灰犀牛”里没有人口危机，而人口学家易富贤在年和年先后发行了初版和修订版的《大国空巢》里就对人口危机发出警告，但其结论依然未引起国家的足够重视。
近几年的新研究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问题可能称得上是中国的头号“白天鹅”风险。值得一提的是，易富贤还做出了一项大胆的预测，即根据中美两国人口数据分析，中国GDP可以继续拉近与美国的距离，但是无法超越。
LarrySummers在8月18日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半年至一年前，各方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超过美国，但现在看来已经没有那么确定。
中国经济中其他的“白天鹅”风险同样此起彼伏。以地产监管的“三条红线”为例，在政策推出后，甚至在恒大美元债大跌之后，来自银行，证券和投行的分析报告都一再宣称风险程度有限，恒大爆雷不是中国的“雷曼时刻”。
即使地产环境受到内外因素不断夹击下越来越恶劣，风险几乎人所共知时，政策调整或者不见踪影或者姗姗来迟。
在近期内地多个烂尾楼迎来买家停止还贷后，我们再一次看到类似乐观结论的报告，和过去一样，这类分析采取的方法都是局部静态的，通常仅测算了有关贷款占银行总房贷的比重，这种缺乏全局动态的分析很容易导致风险被低估。
类似的错误就发生在-年美国肇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上，至今仍然有许多对本次危机理解较浅的人习惯将之称为次贷危机。
真正的危机并非发生在次贷市场，而是发生在规模高达20万亿，1.4倍GDP的影子银行，房价下跌引发的损失缺乏透明度，这导致了美国影子银行借贷双方的彼此怀疑与信用坍塌，并快速蔓延到全球各国金融体系（参考《夏春：银行与金融危机离我们还有多远？—从年诺奖研究说起》）。
“灰犀牛”一旦变成“白天鹅”，就要整个社会来承担巨大的代价。对于中国监管层来说，切莫轻信乐观结论的分析报告，低估地产行业及其连带上下游产业面临的风险，重复美国的错误。
近些年，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不断走低也是中国经济中另外一大“白天鹅“风险。从一些机构采取的统计方法来看，企业家的信心指数与经济景气度指数高度相关，但是，因为失去信心而彻底退出市场的企业家，无法被纳入到统计范围，因此可观察的指数大多高估了企业家信心。
除了上述“白天鹅”风险，当下最值得细究的就是疫情及相关防控政策，让我重新回到本文开头本人亲身经历说起。
疫情“白天鹅”在香港的演化和对经济的冲击
香港在年下半年疫情控制堪称完美，连续五个月无本土新增病例，经济全面复苏，并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全球复原指数”连续排名第一位（相比之下，新加坡的排名在30位左右徘徊）。
香港政府向受困企业连续提供的救助资金，向成年永久居民累计发放的1.5万港元的现金与消费券，被视为有效的稳经济措施。
然而，下半年的防疫成功，使得香港居民和政府都对Omicron变种病毒的来袭缺乏防备心和应急措施（上海同样如此），加上香港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以及拥挤的居住环境，第五波疫情这只“白天鹅”终于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正是“成功乃失败之父”的表现。
截止到8月10日，政府统计的第五波疫情确诊人数为万，死亡人数为人。高达0.68%的病死率不仅在全球名列前茅，也直接影响了国内专家对疫情严重性的估计，部分导致国内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政策（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希望复制武汉封城的成功）。
但是香港几所大学的医学院早在3月中旬就估算到4月，香港的实际感染人数将达到-万。由于香港缺乏资源和人力进行全民检测，政府统计数据明显低估（市民因为症状轻微快速康复，或者其他顾虑而隐瞒不报），与此同时政府承认高估了死亡人数（将不确定与病毒有关的死亡病例也纳入统计）。
综合来看，香港的实际病死率应该在0.1%左右，这与其他早就放弃严苛防疫措施的国家的数据基本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第五波疫情的死亡年龄中位数为86岁。实际上，香港的数据与上海疫情的统计数据都基本一致，但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香港并未采取上海那样严厉的居家隔离措施。
我在4月底回到香港，虽然很快就遇到朋友和同事告知确诊并快速痊愈的例子，医院专家的估算表示严重怀疑，更倾向于认为实际确诊人数在政府统计与专家估算之间，原因在于我认识的更多朋友和同事都并未感染。
太太和孩子5月初回到香港（他们3月回国隔离21天却无法与我在上海团聚）后，我们一家人三个月下来都没有感染，这更加让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现在看来，我犯了倒因为果的错误，在Omicron高达10的传播率下，大多数人已经被感染并康复，我们才得以幸免。
啼笑皆非的是，就在离家前往机场时，我对太太说，最近刚刚得知日常接触多的几个朋友其实都感染过，只是之前都没有说。最近每日确诊多例，你们也要小心一点。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医学专家的估算更准确，而且发展到7月底，感染数据可能远高于万人（8月最新数据香港万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得知确诊后的第一反应是“白天鹅”也终于降临到了我身上。
事后发现，最大可能是我家里的菲佣先感染，之后是我和我女儿。太太和儿子有症状但自测依然阴性。好在我们都在3天内快速康复，医院隔离10天，出院后在酒店继续做“7+3”隔离时，才有桌子和椅子来写这篇文章。
8月8日，香港政府宣布海外入境检疫改为“3+4”，其科学依据在于数据分析发现，有一半的输入个案，能在机场的检测中发现；酒店第二天的检测，能够累计找出八成确诊个案；完成三天酒店检测后，只剩少于1%的确诊个案。这与我的经历高度接近，Omicron病毒的潜伏期大概在五天左右。
8月12日，香港政府宣布二季度GDP同比增长-1.3%，而一季度的数据是-3.9%。要知道，在-年累计1.5万港元的现金和消费券之后，政府在年上半年又给成年永久居民发放了0港元消费券（下半年还会给永居及非永居者发放0港元，这样累计金额将接近亿港元）。
香港整体失业率降到了4.3%，远低于疫情期间的高点7%，但这个数据的另一面则是近三年香港人口下降了19万人，其中20-24岁和25-29岁的人口分别减少20.7%和9.8%，这既是年社会暴力事件的后遗症，也是疫情防控带来的损失。在全球其他国家几乎都放弃过于严苛的疫情防控政策后，大量人才从香港离开。
而另外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数据是今年香港的自杀率相比过去的平均水平高出70%（高峰期甚至多出%）。
尽快化解经济运行中的各类摩擦和“白天鹅”风险
国家统计局在解释6月失业率高企，特别是16-24岁的青年调查失业率高达19.3%时提到“青年群体初次进入劳动市场，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困境，加上受到疫情影响，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
“摩擦性失业”这个以往极少出现的名词引起了舆论的热议，实际上“摩擦”一词来源于物理学，早已成为标准的经济学概念。
经济运行中的摩擦无处不在，数不胜数，如何准确理解其对经济的影响既重要又困难。许多摩擦是客观存在的，难分优劣。
房地产市场的限售与限贷当然是人为制造的摩擦，再比如监管政策也是一种摩擦，合理适度的监管能够促进市场良性发展，保障各方利益，但设计不合理，过度严苛的监管则属于不良摩擦。
哪种防疫政策称得上是良性摩擦，哪种会对经济带来不利后果，特别值得研究。
大多数人的共识是，居家隔离与封城是针对病死率极高的Covid-19病毒的最佳防疫手段；疫苗出现后，积极接种，科学动态清零和精准防控措施也是大家普遍接受的。
相反，针对Omicron病毒极强的感染率和极低的病死率，我们也应该调整和优化防疫政策。如果依然采取对付Covid-19病毒的方法，则会制造出巨大的经济摩擦和“白天鹅”风险。
“白天鹅”风险最大的特征是可以基于已有数据进行测算，我们要问的是，现有防控政策是否忽视了正确的数据，而是基于错误的数据高估了疫情带来的风险？这样反而会因为过度严苛的防疫政策导致经济衰退的风险？
我的建议是尽快化解经济运行中的各类摩擦和“白天鹅”风险。政府应该迅速改变过于严苛的防疫政策，大力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和统一大市场，降低消费品，投资品和出口品生产转化的成本，维持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出口优势；必须改变过度防疫政策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巨大摩擦。
最后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经济压力使得疫情防控政策不得不调整，而Omicron病毒仍将重复其横扫全球的威力，大部分人终将感染。那么，我们是不是越早调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