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生活在当今高科技时代的人们，享受着现代医学带给人们的种种恩惠，人们对那种危害重大瘟疫的记忆本已渐渐远行。然而，伴随着一场全新疫病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突然降临，整个社会一时流言四起，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当我们翻开历史书籍，重新回顾瘟疫的历史时，我们不难发现瘟疫一直都是人类文明的同行者！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尔尼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一书中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
因此从疫病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发展的历史，不仅可以丰富历史的面相，增强历史解释的维度和力度，而且对于现今社会的防疫、控疫乃至更好地理解人类当代和未来的生存状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从公元六世纪流行的查士丁尼大瘟疫入手，从瘟疫爆发的情况、原因以及对于欧洲社会的影响角度来加以讨论。
一、查士丁尼大瘟疫的爆发情况
公元6世纪，一场世界性的大瘟疫在东罗马帝国发生，这次瘟疫发生在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因此也被称为查士丁尼大瘟疫。关于这次大瘟疫的情况，当时著名历史学家普罗科比在其著述《战记》中做了最为详实的记载。此外，普罗柯比之后的两位教会史家以弗所的约翰（JohnofEphesus）与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也在他们的著述中谈到了有关瘟疫的流行情况。
关于这场瘟疫的起源众说不一：普罗柯比认为，这场大瘟疫起源于地中海港口埃及的普律修姆（pelusium）附近，并沿两条路线从发源地向外传播：一条沿尼罗河传播到亚历山大里亚和埃及其他地区，另一条是沿着埃及边缘传到巴勒斯坦，然后在从那里传到全世界。
而埃瓦格里乌斯认为它起源东非的阿克苏姆(Axum)即现在的埃塞阿比亚北部和苏丹的东部地区。但无论它起源于何处，公元年春天它到达了拜占庭帝国的中枢——君士坦丁堡，然后通过商路和军队的远征路线散播到了整个拜占庭帝国。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这场瘟疫的传播不分季节与地域、种族的差异，并且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瘟疫传播的趋势是从沿海到内地。
关于这场瘟疫的发病症状，普罗柯比做了详细的记载。根据他的记述，在发病的初期，一部分病患者会出现魔鬼、幽灵等幻觉或者经常做噩梦，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他们的心理都是极度恐惧的。即使有些患者保持清醒的状态，他们仍然会出现持续的低烧状态，但没有任何危险的迹象，就连医生也不认为病人会死亡。然而当疫病发展到它的第二阶段时，患者的腹股沟、腋窝、耳朵侧面以及大腿的淋巴结处开始出现肿块。如果这些肿块长到一定程度，脓液自动排出，病人则有恢复健康的迹象，但是如果肿块继续保持原状而无任何变化，情况就会不容乐观:一些人长期昏迷，难以进食，在缺乏照料的情况下，就会因营养缺乏而导致死亡；另一些人则精神错乱，异常兴奋，无法入睡，并伴有疼痛、饥渴等症状，他们总是幻觉有人要杀害他们，因而总是情绪激动，高声叫喊，四处乱跑;有些人则腹股沟淋巴结肿块开始坏死、腐烂，他们因无法忍受疼痛而死亡；而对于那些长满了扁豆状黑色肿块的病人则会在短期内迅速死亡，患病的孕妇也几乎没有救治的希望。当一些医生为了寻找病因而解剖尸体时，他们发现在死者的肿胀处已经长满了一种奇怪的痈疽。即使有的病人不明原因的侥幸活了下来，他们也会因为舌头受到了感染而在康复后留下口吃、语言障碍等后遗症。
另外几位史家如以弗所的约翰描述的症状都与普罗柯比的类似，根据几位史学家的描述，现代学者基本可以推断出，公元年流行的大瘟疫应该是腺鼠疫，或称做腹股沟淋巴结鼠疫。这种鼠疫的传播主要是通过鼠——跳蚤——人，这场大瘟疫一度在城市中肆虐了四个月，特别是在夏季气候炎热的情况下更是难以遏制。
查士丁尼大瘟疫作为一场规模空前的瘟疫几乎波及到当时欧洲所有的著名国家，正如普罗柯比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场几乎使人类全部被灭绝的瘟疫……它不只是降临到世界的某个地方，也不只是降临到某些人的头上，而且不论一年中的任何季节都可能发生，它流传到世界各处，吞噬着所有人的生命，尽管其爆发的惨烈程度有所不同。透过这些当时史学家的描述，我们可以对于这场瘟疫有一种比较清晰的认识。
二、查士丁尼大瘟疫爆发的原因
瘟疫的产生与爆发，必须有它特殊的环境和特定的客观条件，但是对于古代世界的大流行病和瘟疫来说，其爆发原因都有着相似之处，简单来说，致命的传染源、广泛的传播途径和稠密的人群是必不可少的三个因素。
首先，农业的出现使人类获得了比较丰富和稳定的食物来源，这大大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而少量的游动人群向大型定居生活的转变，使人类接触日益频繁，且居住日益密集，这样，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更高的人口密度与数量。
其次，伴随着永久性定居，人类开始了对动物的驯养。动物的驯养，所导致的人畜紧密接触，一方面使人类受到大量动物已感染疾病的侵害；另一方面，它也成为病菌侵入人体的重要途径。
再次，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公共空间越大，疾病传播的通道就越多、越通畅。因此，当人类的脚步迈进人类更高的聚集空间——城市时，也为病菌的繁茂孳生创造了另一片天堂，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流行大瘟疫基本上都发端于城市。
以查士丁尼大瘟疫来说，瘟疫传播到了帝国中枢君士坦丁堡之后飞速扩散，就是因为其一君士坦丁堡人口密集，其二君士坦丁堡是帝国连接各个地区商业贸易的枢纽，从这里出去的商队船只不计其数。君士坦丁堡位于欧亚交界处，扼黑海咽喉，三面环水，是水、陆两条东西贸易路线的终端。其水路的起点是中国大陆南海的锡兰，经波斯湾，沿两河流域上行，而瘟疫也大致是沿这条路线传播的，因此，除君士坦丁堡外，在这条商业路线的其它一些商业城市如叙利亚、阿拉伯的也门、波斯、印度等也都未幸免于难，从而演变成了一场世界性的大瘟疫。
最后，战争也是导致瘟疫扩散的放大器。在战争中留下的处理不及时的尸体往往成为了病菌寄生的温床。在查士丁尼大瘟疫之前，贝利萨留刚刚战胜了东哥特王国，而一些病菌也正是在军队中被带到了城市里。除了查士丁尼大瘟疫之外，其他许多瘟疫都与战争的频发有关，如雅典瘟疫和黑死病等。
三、查士丁尼大瘟疫的社会影响
瘟疫首先带来的影响自然是对于人类生命的摧残。在普罗柯比的记述中，在瘟疫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四个月内，每天死亡的人数都在不断的上升，从五千人到一万人，但他没有明确指出该城大瘟疫期间死亡的总人数。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位见证人、教会历史学家以弗所的约翰详细记录了瘟疫爆发的死亡惨状，他写道：到处都是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四下都有倒毙街头、令所有观者都恐怖与震惊的范例。他们腹部肿胀，张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他们的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着。尸体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或者教堂里腐烂。……在一天当中，到人，甚至是多达人到l人离开了这个世界。由于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政府官员们就站在港口、十字路口以及城门处清点着死亡人数。这样，君士坦丁堡人濒临了灭绝的边缘，只有少数幸存者。如果仅仅考虑那些死在街头的人——若有人希望我们能够说出实际上曾经统计过的具体的死亡数字——有超过30万人在街头毙命。那些负责清点死亡人数的官员统计至23万人后，发现死亡人数简直难以计数，所以不再清点。从那以后，尸体就不经清点就直接拉出城去了。客观来说，瘟疫承担了人口缩减的任务，的确减轻了受灾地区之后的人口压力，但是对于瘟疫经历中的人们来说，这场经历是痛苦以及不堪回首的。
帝国皇帝查士丁尼镶嵌画
其次，查士丁尼瘟疫的爆发也是对于查士丁尼政府的一次紧急突发事件，其应对措施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了帝国政权的存亡。在查士丁尼瘟疫爆发期间，由于人口的大量死亡使得埋葬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死亡的步伐，穷人的尸体到处乱抛，即使显贵之家也出现暴尸数日无人埋葬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查士丁尼皇帝命令身边一位叫做西奥多（Theodore）的大臣，负责救济灾民和处理尸体的工作，并指示他尽可取用所有必须的黄金，西奥多尽职尽责地将皇帝从国库中的拨款分发给灾民，当资金不够时，他甚至动用自己的财产来救济民众。为了解决尸体问题，西奥多用重金雇用一些健康的平民挖掘坟墓和运送尸体，当城内所有可利用的空地用尽之后，尸体便用船被转运到城外金角湾的斯开（Sykai）要塞，在那里将其埋葬。同时，西奥多还命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的高山上挖掘可以放置七千多具尸体的坟墓，在这些巨大的深坑中，所有的尸体都按照交替相错的方向层层叠落起来，以便使所有的空间都得以尽用。
虽然掩埋尸体在主观上未必完全是为控制瘟疫传播而采取的措施，但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正是因为西奥多这样得力的大臣存在，才让查士丁尼政权成功从瘟疫的灾难中存活下来，并在历史上为查士丁尼皇帝留下了一个明君的形象。
帝国将军贝利萨留
另外，从普罗柯比的论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瘟疫对于时人心理状况的冲击。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总是心怀恐惧人心惶惶的。普罗柯比写道，一天又一天，我们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叩击着坟墓的大门。如果夜晚来临，我们就会想，死亡定会在夜间来攫取我们的性命。若黎明降临，我们又会整日面对坟墓之门。……在旅途中，我们看到了荒芜人烟的呻吟着的村庄。地上铺满了尸体；路边的补给站一片漆黑，孤寂与惊骇充斥着每一个碰巧走近又离去的人的心。而被人遗弃的牲畜四散在山间徜徉，根本无人看管。
四、以古为镜，继往开来
面对瘟疫，人们产生紧张、恐惧、悲伤、绝望等情绪都属于人们正常的心理应激反应，但是如果这种反应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适应能力，便会导致人们心理、生理平衡的失调，甚至是理性行为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规范常常会被打破，整个社会通常呈现出一种无序、混乱的局面。在最严重的时候，人们甚至会认为是瘟疫是末日审判的降临。实际上这种濒临崩溃的心理状态直到今天，新冠肺炎肆虐最严重的世界上仍然存在，在无力对抗的灾难面前个人仍然显得十分渺小。
瑞典病理学家弗克汉斯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改变，是决定疾病影响人类社会的关键因素。
在古代欧洲的历史上，从雅典瘟疫到查士丁尼瘟疫，甚至再到之后的黑死病，几乎每一次大瘟疫的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自身行为的结果，人类在征服自然，创造自己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创造了瘟疫流行的各种条件，如牲畜的饲养、人口的聚集、商贸的往来、城市的出现、征战侵略等等，人们总是在这些不断的创造活动中毫无意识地逐步将自身推向了灾难的边缘。
从这个意义上讲，瘟疫是天灾与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生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原因。今天这一特殊时期了解和重温古代欧洲历史上的大瘟疫，也对于我们的决策机制、防控防疫以及对于历史事件的共情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