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家热衷于谈论将帅和各大战役时,不应该忘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胜利,而是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胜利。军事上有十大元帅、十大将,在经济工作方面,公认的开国财经统帅却只有一人,他就是经济工作第一人、新中国首位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
建国时,陈云在周恩来推荐、毛泽东决定下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统帅全国财经工作。周恩来和陈云在政务院和国务院的工作中是一对好搭档。周恩来曾说:“在财经工作这一点上,我们是依靠陈云同志的。”他还说:“收税的机关是一两个,花钱的机关是一大堆,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搞的工作。所以掌握财政经济的同志,特别是陈云同志,在这方面的确是兢兢业业。”
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是满目疮痍: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人数众多。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毛泽东等首先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陈云赴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研究解决上海煤粮两荒问题,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财经工作。
上海市军管会曾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的胜利。“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
在财经会议上,陈云总结了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十二个问题:一、发行公债问题,要运用调剂通货、调剂公债发放数量、调剂黄金和美钞收进的数量三个手段,“使其服从一个目的,即达到我们所预期的金融物价保持良好的状态,保证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供应”。二、纱厂生产问题,“上海纱厂搬不搬,这个问题应该决定下来。如果工厂搬家,那里需要有厂房、动力及辅助工业等。搬了,这里工人失了业,那里半年也开不了工。因此,我们决定不搬了,要全力维持生产”。三、收购土产和资金问题,组织统一的花纱布公司和统一的土产公司,“该收购的要及时收购,该抛售的要尽快抛售”。四、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的发行库。五、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要统一管理。六、实行内部贸易自由。七、接收旧人员问题,“对旧人员要训练、改造和使用”。八、野战军与原属地区的关系,“各地区对原属野战军的支援物资,一般的要由中央统一调度”。九、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各地区大宗物资的调拨,要经过中财委”。十、保证上海的供应问题,中财委已从东北调来20万吨大米给上海,“今年秋天要在南京、杭州间集中六亿至八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现在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运输是全国经济的杠杆。”“上海对运输特别是内河航运,要花很大力量去加以组织。”十一、充分利用电讯局。十二、召开各系统的专门会议。最后,陈云对各地财委与财经工作者提出两点要求:“第一,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第二,各大区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
陈云做了《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的讲话。他先讲上海当前的困难及解决困难的意见,就敌人封锁,工厂搬家,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的调拨与运输,工业生产,金融工作等问题提出对策,指导上海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对于粮食问题,陈云主张一方面从东北、华中、华东三个地区调粮到上海;另一方面,各地一定要开放粮运,让它自由流通,以维持上海的供应。对纱厂所需棉花,陈云认为可通过调集存棉,组织收购新棉来解决。对运输问题,陈云说:“运输是一件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上海煤、粮、棉的供应都会很困难。”“华东财委要把运输看成一个重要问题,好好组织,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一工作。华东局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对处理财政金融问题,陈云强调必须有全局、统一观点。
于是以上海为主战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开始了。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粮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经过“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两次交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随后,新中国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到五零年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这一系列举措的成功实施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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