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新冠疫情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席卷全球。原本社会的发展，节奏的加快，快餐经济的盛行等等，已经让人们不堪负重。就在人们在面临这些无形压力，患得患失的时候，新冠肺炎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了我们的生活。
当这些无形的压力和负面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就会表现出各种情绪上，甚至是行为上的偏激，最后就引发一系列心理上的问题。
根据年权威数据显示，抑郁症的全球患者超过3.5亿，中国就有高达万人患有抑郁症，占到我国总人口数的4.2%，相当于个人里面就有4个抑郁症患者。
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一项针对新冠患者后遗症的研究，指出随着新冠肺炎的继续，持续性疲劳、呼吸困难和抑郁等症状可能影响到上千万人。疫情导致年抑郁症患病率增加了约0.53亿，增加幅度约27.6%。
虽然抑郁症已经遍布我们的生活，可是很多人并不了解它。而美国精神病史学家、作家乔纳森·萨多斯基的《抑郁帝国》，从抑郁症的古往今来的演变，从概念、理论、治疗、现状等角度来解读了抑郁，揭开了抑郁的神秘面纱，给大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1、抑郁症的过去
抑郁症这一名词虽然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可实际上它却是一个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疾病。抑郁症是20世纪中叶被命名的，但是，作为前身的“忧郁症”却有着古老的历史感。
马上端午时节又到了，这是一个跟屈原有关的节日。
两千多年前，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
“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面对渔夫的开导，而他依然“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临终前的遗作《怀沙》，难言的冤屈只能压心底“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也没人能了解，没人倾听“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宋苏舜钦在《答杜公书》中描写了忧郁“徒卷缩忧郁，成疾病于胸中。”
《管子·内业》这样解释忧郁“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
以前的医疗背景和条件，让人们对临临床抑郁症没有明确的认识，认为抑郁只是一种心情一场低落的疾病，更多的是用忧郁症来代替。
而在西方，抑郁症曾一度认为是西方的“文化制约综合征””，黑人很少有抑郁的观点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北美种族主义科学中。
从古希腊到现代早期，大多数欧洲人对抑郁症的思想都带有体液主义的印记。在文艺复兴时期，对抑郁症的痴迷成了一种文化趋势。
书里提到健康是通过有四种体液的平衡来维持的：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而抑郁症正是由于体液失衡而引起的。
体液理论从18世纪开始数衰落，在文艺复兴是时期更多身体机械论的观念对它提出了挑战，到了19世纪有关疾病细菌理论的兴起给它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抑郁症和忧郁症的交替使用，让它们的治疗方式也大相径庭。
体液主义理论下，忧郁症被认为是黑胆汁过多引起的，于是如何在心理上和行为上避免黑胆汁的增加，保持体液平衡成了治疗抑郁的方式。
抑郁症强调心理原因的人倾向于包括谈话和行为在内的治疗；而认为是忧郁症是一种身体疾病的额人，倾向于生理治疗。
各种奇奇怪怪的治疗方法出层出不穷，过去古人因环境、认知、医疗水平等方面的缺陷，导致了一系列让现在读者看来觉得荒诞不经的结论。但是还是可以看出，古人对待忧郁症和抑郁症也是在绞尽脑汁思考和想方设法地去解决的。
2、抑郁症的现在
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忧郁变为一种临床症状，而抑郁是一种心境，抑郁症成为了一种表示临床综合征的词语。
德国影响力人物埃米尔·克雷佩林为现代精神疾病的诊断提供了基础。精神分析的观点里面，抑郁的原因来自内疚，由一种愤怒转向了内部，之后开始强调无助、嫉妒、与愤怒内指的关系。
到20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生物学的快速发展，精神分析学从神坛跌落。
同时，随着抑郁症诊断的攀升，新的应对方式逐渐诞生：抑郁症得到了量化的标准，拥有了可进行试验的统计的量表，可以对患者治疗前后进行比较和统计分析。
最为著名的电抽搐治疗（ECT）为精神治疗法，一直延续到至今。
20世纪80年代抗抑郁药百忧解的上市，让人们开始逐渐接受抑郁症需要药物这一事实。
除了精神分析治疗外，还有出现了一些新的治疗方法。
而临床精神科医生的“圣经”DSM《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修订与手册化，在帮助人们快速诊断的同时，也会出现有些诊断失误，成了某些临床心理学家鄙视的对象。
人们对抑郁症的研究越来越广泛，但是抑郁患者的治疗仍然是一个难题。随着网络的发达，对于抑郁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