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菲尔德：独裁制的国家完全与民族主义相容
莉亚 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犹太裔美国学者，*治学家、社会学家。1954年生于苏联，1972年随父母移民以色列，1982年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秋移民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任教，现任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是当今世界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著名学者之一，先后出版了《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1992年）、《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2001年）、《民族主义与心灵：关于现代文化的论文集》（2006年）和《心灵、现代性与疯狂》（2013年）。格林菲尔德在访谈中表示，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时，要特别关注的是那些民族主义者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心灵发生了哪些转变，他们的心灵变化如何引起了整个国家的 心灵 变化。同时，在研究中应关注中日关系，因为有众多的中国人曾留学日本，对日本民族主义的理解对于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非常重要。您是如何走上民族主义研究道路的，哪些学者对您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格林菲尔德：我对民族主义产生兴趣纯属偶然。1983年，当时我在芝加哥大学同社会学家爱德华 希尔斯（Edward Shils）一起工作，我研究的题目是马克思 韦伯的超凡魅力（Charisma）这一*治概念。我不同意希尔斯教授对韦伯这一概念的阐释，因为他认为超凡魅力的权威最终是一种文化现象，我则认为它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尽管希尔斯教授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感觉我的观点十分重要，于是帮助我将其整理成了文章，并建议我将它投往《英国社会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然而在将那篇稿件放入邮筒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观点不可能正确，因为它无法解释希特勒。希特勒是个极具超凡魅力特征的人物，但很明显，如果没有德国文化的帮助，他是不可能获得他所拥有的影响力的。事实上，希特勒对德国文化的操控游刃有余。三周后，我收到了期刊的回信，在信中他指出这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但问我该如何解释希特勒？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了该期刊，但在上面加上了一条非常长的关于希特勒的注释。这件事引起了我对德国文化的兴趣，我开始关注德国的民族主义。我感觉它同我所亲身经历过的俄国的民族主义非常相似，是德国民族主义的本质导致了超凡魅力权威在德国的发展。此后，在同一个法国朋友的交谈中，我发现他对法国民族主义的理解同书本上的描述大相径庭，他的思想更接近于我在美国所感受到的民族主义。于是我又开始对比法国民族主义同美国民族主义。在我看来，似乎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这些让我对民族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决定对其进行普遍的研究。我开始抛弃先前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意识到一个地方的民族主义并非另一个地方的民族主义，但它们都可能是民族主义的变种。从1983年末起，我开始广泛阅读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厄内斯特 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和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著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问题，他们在使用 民族主义 这一术语前根本没有对之进行定义。盖尔纳的书中没有任何经验数据，安德森则将民族主义的起源追溯到拉丁美洲，这显然是不对的。我要做的是要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从而厘清德、俄、法、美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共性和不同之处。但两者的研究为我提供了一块跳板，让我走上了研究民族主义的道路。在社会学理论方面，毫无疑问我深受韦伯和涂尔干的影响。起初我更喜欢韦伯的著作，后来涂尔干的理论同样吸引我，在我看来，两人的研究其实是方向相同的，尽管他们从来不曾交谈，也从来不曾引用过对方的著述。他们独自阐释的理论实际上是同一个理论，后来我将该理论称为 心灵主义 理论（mentalist）。您是如何界定 心灵主义 的，您的具体研究方法是什么？格林菲尔德：在一篇名为 同韦伯精神的交流 （Communicating with the spirit of Weber）的演讲稿中我首次对 心灵主义 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当时人们将韦伯看作是马克思的对立面，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的阐释。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韦伯则是唯心主义者。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物质因素所带来的因果关系，韦伯则强调思想因素。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这是对韦伯思想的非常错误的界定，因为他不认为物质和精神是独立的因果要素（causal factor）,相反他强调的是人类个体心灵（mind）的因果行动（causal action）,也就是说无论是物质因素，如各种结构下的经济机会、*治制度，还是思想因素，都需要通过人类的头脑被折射出来。两者都不可能仅靠自身扮演因果角色，而是要通过人类个体的使用才能产生行动（action）。因此韦伯既非唯物主义者又非唯心主义者，他漠视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认为心灵才是积极的要素，他是一名心灵主义者，这也正是我所使用的基本方法。盖尔纳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讲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他们指出了大的力量（forces），指出了美妙的结果，但是却没指出那些力量是如何产生结果的，好像这一切都是靠魔力发生的。其次，它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方法，它涉及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的链条，而且原因总是先于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中，结果先于原因。例如盖尔纳指出资本主义出于需要而产生了同质的文化，也就是说资本发展了本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它假定A需求B， A对B的需求使得B先于A而产生。在逻辑上，原因是先于结果的。例如，我推你一把，你就会摔倒，而非你背后存在着某种需要，需要我去推你。盖尔纳采用的是目的论的推理，是将推理建于需求之上，这是一神论的推理。在一神论中，一切东西的背后都是上帝，都有上帝在进行计划，因此他们不需要历史，不需要背后有原因。上帝想要什么发生，什么就会发生。但是当我们除去上帝，试图进行世俗的解释时，逻辑上就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