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记录-
《妈妈，我在》（31-35章）
三十一、重返校园
新年，就这样满怀希望地来了。
因为想着开年以后要上学，距离上一次的复查也有将近三个月了，春节长假收假的第一天，我们就带着儿子到武汉C医院做了第三次磁共振复查。
每一次复查，不管C医院医生的结论如何，我们都要给孙荣君主任看看片子。不仅是对孙主任的信任无人可以取代，我们还希望对儿子这个病例的跟踪观察，能够给孙主任多积累一点诊疗经验，让后来的象儿子一样不幸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准确及时节的治疗。
每一次复查的结果都显示肿瘤还在不断地坏死，情况很好。这次复查正好是应该做第二个疗程化疗的当口，因为第一次化疗带给儿子的难以承受的痛苦，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对第二次是非常抗拒的，就问孙主任怎么办。孙主任说从第一次化疗后的片子看，肿瘤是从内而外地坏死的，如果是化疗作用的话，应该是由外而内的。我们说是不是就是说化疗的作用不是很大？
这一次，孙主任没有象第一次见面那样，力举我们接受他的建议：“你们可以跟蔡主任多交流交流，从他的话里去琢磨琢磨该怎么办。”接触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孙主任对病人病情的把握实际上是非常人性化的。他认为非做不可的治疗，他会竭力说服你去做，而有些需要你自己去感觉去抉择的事情，他会给你一个非常理性的空间去揣磨，他的情商比智商更高。
而我们两次给蔡林波主任发短信询问，蔡主任都是言之凿凿，“没事，做吧”，“要做，一定要做”，就象他在儿子的治疗上体现的“快、准、狠”的风格一样，作为一个在从核磁共振得到的虚幻的影像下，操纵着无形手术刀的放射神经外科医生，他大有把所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一网打尽而后快的气势。
一想起第二次化疗，医院里那个象虚幻的影子一样，悄无声息地躺在病床上做第二次化疗的男孩子。
虽然这一次的白细胞数上升到了正常范围，比上一次的2.5*10/L高了不少，手里拿着；儿子血常规的检查结果，丈夫却下定决心不做了：“再做一次，儿子这往后的日子恐怕就很不好过了，活着也是受罪。”我却很犹豫，要是万一差就这一次……丈夫打断我的话：“不，我相信，我的儿子没事了，真的没事了，你看，他现在这状态多好啊。
从孙主任那里出来，走了不远就是中山公园的侧门。过年的气氛还浓得很，这次我们把女儿也一起带来了，两个孩子吵着要到公园去玩。一见了那些过山车、海盗船、疯狂老鼠、峡谷漂流等等之类的游乐项目，女儿保持着她惯有的沉着稳重，儿子跟别的调皮好斗的男孩儿一样，把所有的一切抛到了九霄云外，奋勇当先地带着他的姐姐，一定要把他想玩的项目玩个够。那些陌生的旁人，有谁会看出他是一个怎样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孩子！
玩峡谷漂流的时候，儿子非要全家人一起坐到小船上，他自己坐在最前面当舵手。丈夫不放心，坐在后面搂着他。女儿紧跟着坐上去，紧紧地抱着她父亲的腰，我则在最后面抱着女儿给自已壮胆。
惊险恐怖的那么几分钟终于过去，下船的时候一家人揩着溅到脸上的水珠笑成一团。看着儿子手舞足蹈地向女儿讲他当舵手的自豪经过，丈夫把我拉到一边高兴得语无伦次：“老婆啊，半年了，半年了啊，刚才我终于听到儿子咯咯咯的笑声了，半年了啊，我半年都没有听到儿子这样象模象样地笑了，你说，你说我怎医院去受那个化疗的罪啊。”
一种彻底解脱的轻松，随着笑声传遍我的全身，直达心底——化疗不做了，不做了，儿子真的解脱了。
虽然，放弃这个摧残性的治疗，是想让儿子更好地活着，但是，只要那个可恶的圆点在儿子脑子里一天不消失，我就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让我们终生后悔的一个抉择？我们能做的，只有把握现在，给他幸福，让他快乐！
我们一心想让儿子早一天过上正常孩子的生活，每天快快乐乐地背着书包上学。精神的力量有时比药物更强大，我们相信，这对他的康复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而给儿子找一个能够理解他、宽容他的班主任老师，成了决定他上学以后精神状况的关健。可是，在这个班级之间竞争不亚于学生之间竞争的年代，哪个老师愿意接收这样一个脑子里面生了病的孩子，而给自己的班级背上包袱呢？即使接收了，一个班上那么多个孩子，老师哪里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耐心，象我们做父母的一样，去无微不至地关照他呢？——他会受到歧视，会受到打击，会对自己没有信心，更重要的是他会不快乐——我们这才发现，想让儿子过上正常孩子生活的愿望，在我们以外的世界里，是多么难以实现。
大年初九，学校就开学报名了。象儿子这样的插班生，被通知第三天跟转学生、借读生一起，参加入学考试，然后再分班。从学校回到家里，儿子兴奋得把新书包拿出来摸了又摸，看了又看。这个咖啡色的新书包其实是上学期就买了的，一起买的另一个红颜色的书包，女儿已经用得半旧了。
这时我发现，儿子对于功课的热情大不如以前了，好象一见了课本就头痛似的。我一急，忍不住唠叨了几句。丈夫提醒我说，你不记得孙主任的嘱咐了吗，现在你只能把上学当成他快乐生活的一部分，那个全脑的放疗，你想想啊，连癌细胞都能控制住，对正常的脑细胞该有多大的伤害，只要他尽力了，学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逼不得的。
哦，一看到儿子象从前一样在清理书包，我就仿佛回到了他健健康康的时候，就忘了他是怎样一个孩子。
尽管如此，儿子对于入学考试还是很用心的，在家里要我帮他复习了一天。
考试那天，天下着大雨。十几个孩子坐在学校会议室的前面做试卷，家长就坐在后面等着。试卷是上学期的期末试卷，只考语文和数学，儿子是最后一个交卷。监考老师通知明天到教导处领取成绩，听候分班通知。
晚上，雨小了一些，但是还在下着。我和丈夫提着一些礼品，找到了平时比较熟悉的、时任儿子将要就读的五年级一个班的数学老师的家里，想让他的班接收儿子，毕竟是熟人，多少会对儿子有些照顾吧。
可是这位老师说，他所带的班是年级重点班，学习任务比一般的班要重一些，估计儿子这种情况是很难得适应的。他说这样吧，我明天帮你们给教导主任说说，找个比较好一点的老师。“但是”，他又很为难的样子，“下学期就是毕业班了，没有哪个老师愿意接收这样一个孩子，不过，我尽力去说说吧。”
俗话说“己之不欲，勿施于人”，这位老师一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不过是一个直爽的人，对我们明明白白地说出了儿子所处的境地。后来他又专门跟学校领导说明了儿子的情况，以求关照。所以，即使他拒绝了，我仍然是感谢他的。
我想起那位看透了人生悲欢的作家张爱玲的一句话：“为了他，我愿低到尘埃里。”这句话用到我身上，他是我可怜的儿子。
分班的那天，我早早地就带着儿子来到学校教导处，看到了儿子的考试成绩：语文67分，数学65分。教导主任摇着头说，成绩不算好啊，原来是哪个班的？我说是五（二）班的。主任就说，X老师跟我打过招呼了，象你儿子这种情况，哪个老师都不想接手，那么还是到五（二）班去吧，这样跟班主任老师也好说些，再说五（二）班的叶爱珍老师不错的，数学教得很好。
拿着教导主任写的字条，我又带着儿子找到五（二）班教室。正是下课时间，一个孩子见我手里拿着字条找班主任老师，就说又转来了一个，然后热心快肠地把我们引到了五年级数学办公室。这个孩子叫万成，不久他成了儿子在新的五（二）班的第一个好朋友。
叶老师是一个清瘦秀气、打扮得很入时的三十多岁的女老师，一看就是那种能力很强的人。她有些不高兴地接过字条，看了一眼上面的成绩，特别是听我说了儿子是生病休学又复学，就说怎么这个样子的伢都往我们班上送，然后不情愿地看了一眼儿子，顺手翻开手边的课本，飞快地钩了几下：“来来来，我出几道题给你做，要是做不好，我可是不收你的”，说完把课本跟一张纸扔到一边，自顾自地改作业去了。
我赔着笑脸望着叶老师，生怕不笑了老师会误会我是受不了她的气。儿子象做错了事一样地拿过课本和纸，坐在他未来班主任老师对面的空桌子上，开始埋头答题。
我不安地站在那里，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儿子啊，你可千万要为自己争口气呀，给老师留个好印象，以后的日子才好过啊。
大约十多分钟后，儿子站起来颇自信地看了我一眼，又怯生生地走过去，把课本和纸递给了叶老师。我紧张地盯着叶老师的表情，还好，打了三个钩，第四个钩上打了个点，表示半对：“四道题对了三道半，那半道错题，这次作业，我们班上一大半的伢都错成这个样子。”
说完这句话，叶老师才肯正眼好好地看了儿子一会：“长得倒蛮秀气的，又戴个帽子，我还以为是个女孩子呢。以后在我们班上可要好好学习啊，学不好的话，我还是可以把你退到教导主任那里去的。”就好象是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别人硬要往自己怀里塞，没有血缘，又没有感情，但终究是无可奈何地收下了。
我却对叶老师顿生好感：一个老师，只有当她很敬业，很爱惜自己的班级的时候，才会对插班来的学生如此的挑剔。只要她接收了，她一定会象对待她所有的学生一样，好好地教育这个学生，而不会轻易地放弃的，就象我不肯放弃儿子一样。
刚开学，老师们都很忙。我决定晚上到叶老师家里，好好地把儿子的情况说一下，于是便要了她的电话号码，只说是为了以后联系方便。
一吃过晚饭，我就匆匆出门了。丈夫肯定是知道这件事的，儿子却显然不习惯妈妈晚上一个人出门：“妈妈，有什么事明天白天出去不行吗，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出门我不放心。”我是个路盲，不记路，白天一个人走远了就有点找不着北，所以如果我出门了很久还没回来，爷儿仨在家里一定会着急，何况这是晚上，儿子就更不放心了。
儿子的话让我心里暖暖的，巴不得一下子就说服老师情同我心：“没事的，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新年刚过，到老师家里肯定不好意思空着手，我顺路到超市买了一些礼品。这样做当时虽然有些讨好贿赂的意思，但是与日后叶老师在儿子身上所花费的心血与关爱比起来，真的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几乎是自说自话地，我一口气跟叶老师把儿子生病、治病到休学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叶老师听着听着，不住地唏嘘感叹，说孩子有现在这样不错的状况，一定是你们两个大人做了好事的结果，真是菩萨保佑。
这话让我心里一振：这个叶老师，难道是儿子在这尘世中的又一个善缘？
临走，我一再地对叶老师说：“不管孩子上学的情况如何，老师能够收下他，我们做父母的就已经感激不尽，以后就麻烦老师在孩子身上多费心了。”叶老师说孩子既然到我的班上来了，就我不会另眼相看，至于对他学习上的要求，我会慢慢了解，来给他定一个合适的尺度，既不给他太大压力，也不会让他没有目标，有你们这么好的父母配合，我也对他尽力吧。
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踏踏实实地落下来了：儿子真是幸运，在生命每一个重要的关口，都有贵人相助。
儿子是个懂得感恩的孩子。上学第一天放学一回家，我就看见他把在休学时画的素描现都拿出来，比了又比，看了又看，说要给叶老师和语文老师每人送一张画，我问为什么要送，他说因为老师对他好，所以他想把自己最舍不得的东西送给老师。
因为五年级下学期的课程儿子生病前学过一半，加上刚开学课程不紧，除了精力上有些跟不上，儿子基本上能够应付过来。
有一天下午三点多钟，家里突然接到叶老师的电话，说儿子在课堂上说头很痛，不舒服，让家长赶快到学校去一趟。我一听说儿子头痛，就浑身发软，跟丈夫一起一路小跑赶到学校。只见儿子精神萎靡不振，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只说头痛，想睡觉。我们只好跟叶老师打过招呼，打的把儿子带回家。可是一回到家里，儿子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头也不痛了，精神也马上好了起来。仔细一问，原来是老师批评他作业做得不够好，他心里不高兴，就不想坐在教室里了，觉还是呆在家里舒服。
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多月以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三次后，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病中习惯了被庞爱、被安慰的儿子，还不能很快地融入到正常的学校生活当中去。老师批评他，是因为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孩子来要求，我应该感谢老师，而不应该把他从学校带回家里休息。
所以，当这样的事情第四次发生的时候，我站在教室外面，狠着心拒绝了儿子想回家睡觉的要求：“要是真的累了，你就趴在课桌上睡一觉，今天的课你肯定是要上完才能回家的。”
事后，我又跟叶老师和另外两位任课老师进行了沟通，老师们笑着恍然大悟：“看来以后跟吴边说话，还真是得注意一点啊，要不然他就回辞课回家的，这小家伙，这几次硬是搞得我们一惊一乍的，生怕他真的又生病了。”
接着，不习惯中规中距地坐着听讲；害怕承受不了剧烈运动，而躲在教室里不上体育课；下了课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发呆，而不喜欢跟同学一起出去玩等等一系列休学后遗症，在半个学期过去以后，才渐渐消失。
语文76分，数学65分，英语68分，这样的期中考试成绩，在别的家长看来是很不满意的，在我和丈夫眼里却比满分还宝贵。
每天看着儿子和女儿一起，背着款式一样颜色不同的书包，象从前一样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说说笑笑地去上学，回到家里积极认真地做作业，想起过去了的那一场噩梦，还有谁能够比得上此时此刻的我们幸福呢？
我们家所在小区的一个巷子口，一对夫妻做了二十多年的早点生意，除了过年的那几天，无论狂风暴雨，几乎一天没有歇息过。夫妻俩就靠着这个小摊子，为独生儿子盖起了气派的楼房，买了崭新的出租车，娶了漂亮的媳妇，还专门请了能干的小保姆带刚刚出世的孙子，而夫妻俩永远都是形容憔悴、衣衫陈旧，看到他们的时候永远都是在掸面、泡粉、炸肉丸子，再不就是把刚刚从炉胆里掏出的没有燃尽的煤，跟成了灰烬的煤分开，又重新搅拌在一起，用手做成封炉子的煤球……儿子媳妇下了班，总是衣着光鲜地抱着孩子在一边呆着，也不动手帮忙，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跟他们搭话。
曾经，我很为这对夫妻不值，这么自己辛苦劳累，还舍不得委屈了儿子媳妇。那一天中午，跟丈夫一起送两个孩子上学回来，路过的时候，看见一家人正说说笑笑地围着桌子吃饭，被喂饱了肚子的小孙子在一旁玩耍。我对丈夫说，要是将来我老了，也有这样一份光景让我享受，儿子媳妇孙子的，多幸福啊。丈夫说你真是怪，别人都是羡慕年轻人，有时间有机会，你却在这里羡慕老了的人。我说我老了，就说明我的儿子就长大成人了，多好啊，我现在真的希望自己老得越快越好，娶媳妇抱孙子，真是幸福。
丈夫握紧了牵着我的手：“会有那么一天的，会有那么一天的……”
三十二、春天的葬礼
在年的年底，我在汉网论坛上看到了曾经给儿子的命运带来转机的《XX日报》副刊，有一个“我的”主题征文，就把我和儿子半年来的经历写成了一篇名为《笑谈生死》的几百字小文发到了它的论坛上。一名网友跟帖说：“它使我忍不住想捧住这颗母亲的心，让她快乐。”
几天后接到妹夫的电话，问吴边吴际的生日是不是在腊月十三。我说是啊，妹夫说到那天我要请你们一家人吃饭的，别忘记了。当时大妹正在武汉做事，到了两个孩子十二岁生日那天下午，我打电话问她你回来不了吗，那我们就改天吧。大妹说：“姐，别等我，你们就去吧，他在《XX日报》上看到你写的那篇文章了，既然他有这个心，你就别拂了他的意。”
听了大妹这句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无法开口对我的亲人说出儿子生命的真相，只能在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网上流露悲伤。也许妹夫真的是儿子的有缘人，看报纸从来不喜欢看副刊的他，怎么这一次偏偏就看到了那篇文章，并且一定要用一份生日晚餐来表达他的体恤与同情。
正是在那天的饭桌上，妹夫主动郑重地承诺，他准备在他银行工作的的职权范围内，在没有任何资产可以作抵压的情况下，用他的信誉作担保贷款十万元，来帮助丈夫重新创业。为了减轻我们的压力，他特意申请了五年的归还期。
这笔贷款在来年的四月份就到位了。这十万元贷款，使丈夫有了长足的底气。五年，五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的儿子，如果五年没事的话，他的病就算临床痊愈了。五年，五年可以完成对一个生命的守望，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
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信誉贷款，现在想来真是感慨万千：如果这笔贷款我们还不起的话，妹夫就要用他每个月的工资来还清，并且饭碗难保。亲兄弟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吧。
几个月来每天形影不离的儿子上学去了，丈夫象掉了*似的六神无主，一时还适应不过来。做酒店的事因为房东老板一而再、再而三的犹豫不决，变得有点希望渺茫。丈夫这才感到，重整旗鼓，谈何容易？思来想去，似乎也只有做酒店才真正对他的心思。
那段时间里，丈夫象一头急于冲出重围的困兽，常常一个人在阳台上来回踱步。但他的心分明又是冷静的，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儿子没事，我就不急，也不怕，好事多磨，凡事都有过程，没有过程，怎么会有结果。”除了接送两个孩子上学放学，和偶尔到小叔子那里去坐坐，他基本上不出门，每天中午一点钟CCTV10台的《百家讲坛》节目，他是必看不漏的。
心灵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处世之道，那些穿着中山装或西服侃侃而谈的大学教授易中天、王利群们，由一本书、一段历史、一个人物、一部文艺作品说开去，谈古论今，洋洋洒洒，几乎涵盖了人生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其深度与广度，恐怕是目前为止别的类似节目难以企及的。丈夫总是在电视机前正襟危坐，看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他说自己的智商不高，那么就修炼情商吧。
在后来酒店的营运中，丈夫的低调稳妥，与小叔子的张扬激进，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段修炼。
有时候，一段人生的空白，是为后面的精彩而准备的。
可是，在年清明节那个春寒料峭、细雨蒙蒙的早晨，我的五舅的人生，却从此永远成为了空白，他曾经激情演绎的所有精彩，都是为了填补这些空白的日子里，亲人们对他不尽的思念。
我是在早晨五点钟被母亲的“你五舅，走了，在青山殡仪馆里，你们快点跟我一起去……”
我“啊”了一声：“五舅，五舅他一直是好好的。”
母亲的声音带着显然是哽咽了很久的哭腔：“是脑溢血，还有胃出血，他喝酒喝得太多了，前后不过几个钟头……”
我一下子就心跳加快，浑身发软，直冒冷汗。自从儿子病了以后，一听到这样的事情，我身体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等我和丈夫把两个孩子的午饭托付给小叔子，急匆匆地赶到轮渡码头的时候，除了家在汉口的姨妈和二舅，母亲所有的兄弟姊妹连同他们的丈夫妻子和儿女，只要是在家的，都到齐了，一行二十多人的奔丧队伍，蔚为壮观。
母亲一共有兄弟姊妹十人，我有三个姨和六个舅舅。六男四女，小舅舅叫宏全，小姨叫十全，外公当年儿女成群的心满意足可见一斑。年龄最大的姨妈有七十多岁了，几年前经历了一场昏迷三天四夜的车祸，还好好地活着。五舅的去世，给这一代人十全十美的圆满，打开了一个终究是要打开的缺口。
五舅前几年跟五舅妈一起在青山办了一家机械加工厂，事业做得顺风顺水。他们的儿子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刚刚成为国家公务员，拥有一份很好的职业。用母亲的话说，她这个兄弟除了好酒贪杯，再也没有别的任何缺点了。他在厂里既是老板又是工人，在家里烧火做饭做卫生什么都会做，连他的工人都说，老陶啊，你什么都可以带走，就是这一双勤劳能干的手不能带走。
五舅给我最初的记忆，是听母亲讲的。我在半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拉肚子，十三四岁的五舅陪着母亲一起，带我到武汉看病。母亲拿药去了，医院隔壁的商店去玩。为了让我高兴不哭，五舅趁营业员不注意，让我站在柜台上玩。谁知我一下子又拉肚子了，弄得满柜台都是。情急之下，个子瘦小的五舅只好一手拎着我，一手用从营业员那里讨来的报纸，陪着笑脸把那些别人捂着鼻子嫌弃的东西，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了。
这件事，从我有记忆开始，听母亲讲了不下几十遍，所以，对五舅，还有同样带我长大的小舅和小姨，我有一种对别的长辈不一样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深地融入到我的生命里，以至不经打扰，我自己都发觉不了。
还有我从结婚到现在一直用着的这把手工制作的不锈钢菜刀，也是五舅做了送给母亲、母亲又送给我的。算起来有二十多年了，那在飞轮上打制时留下的一圈圈美丽的花纹，已经被岁月磨砺得成了一团团模糊的光点，刀身也似乎变小了一些，可这把刀轻巧、锋利，从来没有不好用的时候。
还有，在我儿子的病走投无路之际，为了说服丈夫让我随五舅妈一起到寺庙里求佛化解，五舅专门打电话，把执意反对的丈夫狠狠地训了一顿：“就算这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你也不要拦着，什么也不为，只为了你的儿子。你不要这么固执己见，现在只要是对孩子有益处的事，你就应该去试一试。人的命运，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事。”
有好的事业可以往前发展，有好的经济基础可以支撑底气，有好的儿子可以拿来炫耀，一个男人一辈子想要的东西五舅都有了，他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他一定不曾预感自己会走得如此匆忙。去年他在武昌徐东附近为表弟买了一套房子，今年他是计划开着小车回家过年的。
如果不是太劳累，不是太爱酒，五舅的命运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可是他又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做事情就一定要做好，喝酒就一定要尽兴……人的命运，真的、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啊。
五舅，难道你真的这么执著地，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诠释这句话么？
殡仪馆里，在透明的玻璃钢棺材里，五舅穿着崭新的唐装，安然入睡。我相信，他的神识一定还没有完全离开躯体，他的脸本来被整容师整理得干干净净，在感知亲人的来临之后，胃出血时遗留在嘴里的血，又象流泪一样地一点点地浸出了嘴角……对于亲人而言，死，就是把骨和肉分开，那么双方的心一定会流血不止。
这个曾经给我生命之初温暖的人，这个曾经用一把菜刀琢磨我们一家人一日三餐的人，这个曾经给人我们指点迷津的人，对他的记忆和情感，分明还在我的生命里，他却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不禁悲从中来，憋了很久的眼泪喷涌而出。
不是没有经历过亲人的死别。前一年的十一月，最爱我的外婆去世了，我跪在外婆的遗体旁，摸着外婆干枯冰冷的手，哭得涕泪不分。还是五舅红着眼睛拉着我站起来，说外婆总算没有白疼你一场。
外婆操劳一生，晚年也享尽儿贤孙孝的幸福，八十八岁才离开，算是圆满一生了。那时我以为人老了就会离开，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可是五舅，他还不到五十岁啊。
儿子的病，让我倍感生命无常。想起因为儿子，我内心的种种疼痛，看着风韵犹存、此时却骤然老去的五舅妈，和还未褪去稚气、此时完全不知如何应对这个打击而看上去有点傻傻的表弟，五舅啊，这两个跟你骨血相连的人，这种疼痛，他们怎么挨过啊……我甚至想，如果有一天，儿子也象五舅此时这样……我不能止住我的眼泪，我也哭我心底深处无法对人言述的悲哀。
小姨伏在棺材上，跺着脚对五舅哭诉：“五哥啊，我好恨你啊，你走了，我就要改名了啊，我再也不叫十全了啊，我就是九全了啊。”我的母亲和大姨更是一边诉说，一边嚎啕，惹得旁边的人泪雨纷飞。
这么多的亲人都来看你，五舅啊，你一个人躺在那里孤孤单单，多寂寞啊。
如果在我还活着的时候，真的有那么一天，我的儿子啊，妈妈就跟你一起去吧，妈妈真的不放心，你一个人走……
五舅妈坐在旁边悲怆不已：“我晓得你一生是个争强爱好的人，走的时候却在外面不能进家门，这样好寒酸啊，我不情愿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啊，你的姐妹兄弟都来了……”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给五舅妈倒水喝。一杯水端过去，五舅妈一下子就喝完了，一连喝了四杯水，她才从哀哀的哭号中缓过气来。
恍惚之中，这样的情形，在我前不久的梦境中，似乎有过：在一个人很多的地方，我面前有一大锅汤水，五舅妈在我旁边，我很想舀一碗给她喝，却怎么也舀不起来……
我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梦，似乎都一一应验。在儿子生病前，我曾梦见小时候外婆常常切萝卜挣工分的食品加工坊，变成了一个大而空旷的空房子，房子的顶似乎高得看不见，我站在里面东张西望，有种一切化为乌有的绝望死死地揉捏着我的心。医院的药费单，走在回外婆家的路上……
我的童年在外婆家度过，那里是我心灵最温暖的家园，除了外公外婆，几乎每个舅舅和小姨，都给过我人间最不求回报的宠爱——所以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终究是外婆家的人——五舅妈，来带我俯首佛陀，走出迷津。
我相信，这世上是有神灵的，只要你虔诚地相信它的存在，只要你好好把握与它的缘起，当一切将要发生，它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指点你，解救你。
几天后，我梦见五舅坐在书桌前写字，我的儿子站他身边认真地看着——我相信，一定是五舅的在天之灵，慈祥地保佑着儿子的幸福平安。
丈夫与妹夫见过五舅的的遗体后，就一直在厅堂外面呆着。在我的几个舅舅中，五舅是最跟他们谈得来的。见我泪痕斑驳地走出来，丈夫安慰我说，也没有什么好伤心的，五舅活着的时候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不掩饰也不矫情，他活得洒脱，活得尽兴，又创造了那么多的劳动价值，他比有的人活到一百岁都痛快，五十年也值了。
想想也是，五舅是没有委屈自己地活过，没有折磨自己地走了，应该说他是幸福的。
肃穆的殡仪馆在春天里，也弥漫着沉寂的气息。我不禁仰面灰蒙蒙的天空，不知有多少个对亲人依依惜别的灵*，在这里盘旋留涟，不忍离去。
那一晚，五舅的兄弟姊妹都留在殡仪馆里为他守灵。这大约是他们十人最后的团圆夜了。
两天后，五舅的骨灰回家出殡。出殡的队伍很长，被戴着黑袖圈、披着白孝布、红孝布的亲戚朋友和晚辈们举着的花圈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悼词。沿路的鞭炮声不绝于耳，是惜别，还是替五舅敲打另一个世界的门？
五舅的骨灰没有跟外公外婆放在一起，那个自然形成的墓地早已坟满为患。小镇新近规化建成的公墓，因为时间不长，立起的墓碑稀稀朗朗的不成气候，似乎很不迎合五舅爱热闹爱咋呼的脾气。
想起前一年安葬外婆的时候，当我们一行送外婆到外公旁边的墓地后，五舅一定要大家都回去，而他一个人留下来跟“拔脚的”（专门替人安葬的人）在那里，直到掩上最后一揪土。于是就有谁说，五舅正是在外婆的坟墓合上盖子的那一瞬间，因为离得太近，他的影子投进了外婆坟墓，被罩到里面去了，所以，五舅才会这么匆匆地赶到外婆那里去了。
可是，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五舅有如此肝胆相照的孝心，外婆应该保佑他，让他好好地活着才是。
这一次，所有的亲人都等在那里，等五舅的坟墓合上盖子以后，平辈鞠躬，晚辈叩头，一一地跟他道别后，才不舍地离去。
正是阳春三月，草长莺飞，一场春雨过后，阳光明媚，满世界的绿色绽放得欢欢喜喜。五舅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离开？你看，你看，这世界多美好啊。
什么是死？就是象儿子在T医院里目睹死亡后说的那样，“就是再也不能跟你们在一起了”。此时此刻，能够在一起的亲人们，一起说话，一起吃饭，一起“杀家麻雀”，哪怕是一起吵架，也是幸福的。
五舅，你到哪里去了？你的来世，会是谁？我们在今生，会遇到来世的你吗？如果能够遇到，那该多好啊。
我相信，死即是生。五舅，你要走好，出门前，不要喝那么多的酒，到家了，再好好地喝上几杯，不过，也不要太多，身体要紧。身体不在了，你的灵*会找不到归宿。而灵*寻找归宿，这个生死轮回的过程，总是很痛苦的。你痛苦，你的亲人也痛苦。所以，来世的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身体。
三十三、命运的迷藏
送走五舅，我的心很久不能安定下来。命运，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开始跟我捉起了迷藏。
期中考试过后，4月27日儿子的学校开运动会。这时离儿子上次复查的时间正好又是三个月了，我想，免得平时请假做复查掉课影响学习，就跟老师请了假，儿子不参加运动会，到武汉去做复查。
从那一次起，每逢学校开运动会，就是儿子请假到武汉做复查的日子。别的孩子在这一天进行各种体育比赛，尽情享受着健康身体带来的自由快乐，医院那个永远是阴冷阴冷的核磁共振室里，只是想看一看，那个随时窥探着、想要掠去他生命的魔*，是不是又卷土重来，跟他争夺生命的期限。
那一次复查是在儿子X刀手术七个月以后，C医院磁共振室杜柏林主任的结论是：“左基底节占位病变X刀术后改变（左底节结节）”，而此前杜主任的结论都是“左底节区占位病变放疗后继续好转”。
我看见片子上，那个从前慢慢变得暗淡了的小圆点，这一次又亮得异常刺目。难道是……我不敢往下想，心“咚咚咚”地乱跳，浑身发软，悲哀的目光投向丈夫：难道上天只肯让我们的幸福稍纵即逝？
丈夫急切地问杜主任，这个结节是什么意思？杜主任说话相当谨慎，说这一次跟上一次的变化显然是不一样的，有待观察，最好是找我们这里北京T医院的专家看看。
丈夫神情不安，却安慰我说，别着急，看看孙主任怎么说，记得在广州做化疗的时候，蔡主任好象说过，如果需要，可能还要做一次X刀补充剂量的治疗。
医院孙荣君主任的办公室里，孙主任拿着片子看好好半天，认为肿瘤有一点点“抬头”的趋势了。“这东西就是这样讨厌，”他说，只好做一次补充剂量的治疗来把这个苗头压下去。丈夫把蔡主任说过的话告诉了孙主任，孙主任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意见：“别紧张，没什么大事，这个补充剂量大概就相当于一次普通放疗的剂量吧，对孩子没什么大的影响。”
丈夫和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啊？又要到广州去？”
孙主任向我们介绍医院伽玛刀治疗中心的徐国*主任：“医院，我跟徐主任是开会时候认识的，挺不错的一个人，你们可以先跟他接触接触，从他那里，你们又可以得到另外一种思路。”
去年，因为诊断性放疗的波折，贻误了儿子得到及时的治疗，孙主任留下了“在这儿还说不上话”的遗憾。一直以来，他一定是积极主动地在武汉寻找着能够跟自己“沟通无极限”的同行，来为自己根据经验得出的诊疗意见，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从而让患者少走冤枉路。也许作为一名曾经的*医，他始终放不下他内心深处的*队情节，所以这一次他向我们介绍了穿着*装的徐主任。
“不过，你们也别急着过去，先跟蔡主任商量一下，问问他的意见，看间隔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不可以做第二次，然后再跟徐主任联系。”孙主任总是这么注重别人的感受和意见，不论对方是他的病人还是同行。
医院出来，时间还早，可是我们再也没有心思象以前一样，带着儿子去吃麦当劳去逛江滩，而是直接回到了家里。
跟蔡主任联系一般是发短信，但这一次为了把情况说得更清楚一些，丈夫打了他办公室的电话。对于儿子这样的情况，蔡主任显然是见得多了，所以一点也不意外：“我一直在心里想着，吴边有必要做个补充剂量的治疗，现在既然情况出来了，时间也隔了这么久，应该是可以做了，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积极的补救措施。消极一点呢，就是继续观察一段时间，也不排除是一些其它的反应。”
丈夫就问，如果这一次做伽玛刀可不可以。蔡主任希望自己的病人能够一直在自己的庇护之下，做好后续的治疗：“没事，到广州来吧，这样能够保持治疗的连续性。”
第二天，我们又带着医院。在伽玛刀治疗中心，徐主任看了儿子从头到尾所有的片子和病历，对于这一次是不是应该再做一次伽玛刀，产生了犹豫：“如果真的是复发了的话，这也只是一个影像学上可以看到的苗头，还有观察一段时间的余地，如果是其它的反应，比如说是放疗所产生的胶质增生，这么武断地给做了，就很可惜了。”
三位医生的话，留给我和丈夫的是一个巨大的选择空间：做或不做，在哪里做。
那天晚上，又是我和丈夫的一个难眠之夜。
去年诊断性放疗上错误的选择，耽误了治疗时机，给儿子带来了本来可以少受一些的痛苦，已经使我们对儿子深怀愧疚，这一次，肯定是要积极地补救的，而且越快越好。从内心来说，我们希望儿子的治疗能够是连续完整的，但是又不能不考虑到儿子以后的复查和营养费用。
到广州去，这一来一去路费就得一仟块钱，除了经济上的困难，时间上最少也得一个星期。而且再过两天就是“五一”长假了，蔡主任让我们过了“五一”再去，也就是说，儿子最少又要请一个星期的假，这对于刚刚适应学习生活的他，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如果在武汉做，最近两天就可以完成，正好趁长假时间可以好好地休息。
现在想来，孙主任和蔡主任之所以都没有象第一次那样，坚决地要我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是因为儿子已经完成了对肿瘤最基本最必要的治疗，这个后续的治疗虽然是必要的，但只是一种补救措施，徐主任跟我们说得最明白彻底：“这是最后一次可以进行的放疗了，因为先前做了全中枢神经的放疗，做了X刀，又做了化疗，可以说能做的都做了，以后只能看你孩子的运气了。”而这个运气，在我看来，就是病人身体个体上的差异，和亲人为他所做的对病情有好处的调节。
做医生的心里最明白，肿瘤的复发，意味着什么。只有我们做父母的，还这么痴情，痴情得近乎天真，希望后来的每一次，都能象第一次那样化险为夷，希望总有奇迹发生。
当天晚上，医院里，丈夫赶回去照顾女儿上学，第二天再赶早过来。因为到家的时间太晚了，丈夫没能赶上当天女儿班上的家长会。
回家后，女儿很伤心地对我说：“妈妈，这可是我小学最后一次家长会，这要留给我多少遗憾啊，难道你跟爸爸真的是重男轻女吗？”于是我专门找女儿的班主任老师，开了只有我一个人的家长会。看得出来，懂事的女儿很得老师的喜爱，老师对她毕业考试进年级的前一百名充满了信心。
医院住院部两块钱一晚租来的窄窄的折叠椅上，我一下子又回到了儿子刚生病时住院的日日夜夜。
儿子总是这样快乐：“唉，我怎么又住院了。妈妈，我刚才在心里默默地数了一下，这是我这医院了。”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哪四个啊？”儿子扳起了指头：“T医院、X医院、医院，医院。是不是明天一做完手术，就可以回家？”我说是的，回家好好休息几天，过完“五一”还要上学呢。儿子说那我就放心了，我医院里。
第二天一大早就做了术前的磁共振检查，接着就要上头架。儿子一见摆放在桌子上那些虽然只见过一次，却终生难忘的器械，脸色就变得惨白。当医生让他坐到那个特定的凳子上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紧紧抓住我的手，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
麻醉针一打下去，儿子头上那四个选定的固定点就鼓起了小包。上头架需要三个医生来完成，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刚把头架罩到儿子头上，还没有开始上固定螺丝，儿子就条件反射一般“啊”地一声惨叫：“好痛啊，好痛啊，妈妈，妈妈，妈痛啊，啊——”另一只没有抓住我的手，在自己身上乱抓一气，好象这样抓就能够把那些痛抓没了一样。
医生对这样的情形一定司空见惯，他们面无表情地在儿子的惨叫声里，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各自的程序。也许是为了抵御儿子的乱动，医生掌握不好力度，额头上那两个针眼渗了不少的血出来。后来这两个点都留下了永久的显然是伤到了骨头的伤痕，而不是象第一次那样毫发无损。
大约儿子过于激烈的反应是少见的，那个年轻的女医生终于有些不耐烦瞪起了眼睛：“别叫了别叫了，怪吓人的，人家外面的病人听见了，谁还敢来做啊，一点都不勇敢，还是个男子汉呢。”
我紧紧地抓住儿子的双手不让他乱动，一边轻蔑地看了这个女医生一眼。一个医生，有什么权利训斥自己的病人，因无法忍受疼痛而发出的哭号？是因为病人打扰了她的清静吗？还是真的担心外面的病人被吓跑了。我想，她这么年轻，一定还没有做母亲，一定还没有经历过什么人生的痛苦。所以，此时，我原谅她的冷漠无情。
整个过程不过五分钟，儿子最后却没有力气哭，也没有力气掐我的手了，不然的话，我的手背一定会被他掐出血来。那个大约有几斤重的不知是什么金属材料做成的头架，用四颗螺丝钉牢牢地悬空固定在儿子的头上。儿子在头架的重压之下一下一下地抽噎着，那么无辜，那么无助地眼泪汪汪地望着我，脸色惨白得象一张纸。
我面带微笑地将坐在轮椅上的儿子推出定位室：“好儿子，你真勇敢，这一次你又胜利了。”我只能微笑，我只能这样说。这是我的命运，也是儿子的命运，我们无力反抗，无法逃脱，只能这样哭泣着、微笑着去承受。
丈夫坐车赶了过来，一见到儿子这个样子，他就楞住了，旋即又笑得无比轻松：“怎么样，儿子，还好吧？”
这一场大痛仍然泯灭不了儿子的快乐，他刚刚还是泪痕斑斑的脸上又展开了如花的笑靥，坐在轮椅上调皮地把双脚探到地上，在侯诊室里来来回回地溜达玩耍。丈夫看着他的背影，心疼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没想到，没想到，做伽玛刀是这个样子的，上次在广州，也是这个样子吗？”
徐主任叫我们过去看刚刚从磁共振室传过来的结果——屏幕上，加倍放大了的病灶区，亮亮的白点外面还有大半圈白色不是很明显的光圈：“这个白点，肯定是要把它打掉的，但是这一带，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也许是增生物，也许是复发的病灶。打它吧，怕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不打它吧，这次手术的意义就不是很大，如果它真是复发的病灶，就可惜了。你们说呢？”
我和丈夫面面相觑：“那以后还有机会吗？”徐主任摇摇头：“这是最后一次可以对这个病灶进行放疗的机会了。”
选择，选择，又是一次选择。
除了选择让放射线最大限度地包围病灶和它的边缘，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虽然这样对儿子正常的脑细胞是一种伤害，可是，可是——我们只想要儿子活着，尽可能长时间地活着。
因为只是补充剂量的治疗，所以这一次手术的时间很短，回到病房打完吊针，才刚到吃午饭的时间。也许是打吊针的时候睡了一觉，儿子显得精神很好，象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吃饭也很香。我和丈夫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丈夫分别给孙主任和蔡主任发了短信，告诉他们手术顺利，得到的回复都是一个字——“好！”徐主任的医嘱是：“三个月以后做术后复查。”
“五一”过后，儿子上学，一切看上去都没有受什么影响。老师和同学们谁也不知道，他们身边的一个同学几天前刚刚又有惊无险地，跟他的命运捉了一个小小的迷藏。也许，这一次我们侥幸又躲过了魔掌，可是，下一次呢？
儿子的生命，就这样，以复查的时间为周期，一程又一程地，活在我们一天又一天的守望里。这个周期，现在是三个月，如果他运气好的话，就会变成半年……守望生命，是一件多么幸福而又痛苦的事情啊！
一个多月后的期末考试，儿子取得了语文81分，数学66分，英语85分的好成绩，都比期中考试有进步。我紧紧地拥抱了儿子。不是因为分数，而是因为他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从中得到的生命的快乐。
三十四、幸福家庭
三月初，我在湖北省最畅销的大众生活类报纸《XX都市报》的《我们》周刊上，看到了一个“XX花园杯幸福家庭评选”活动，奖项设置包括时尚之家、健康之家、书香之家、浪漫之家等十个，其中对真情之家内涵的诠释是：历经风雨，终见彩虹。
我一直非常欣赏这个周刊名称的创意——WoMen——男人+女人=我们，周刊图标上的英文字母是粉红色的W和中灰色的M——女人和男人单词开头的第一个字母——看上去一正一反的排列，在想象中又可以合二为一地成为一个极富美感的整体——是啊，我们，只有当W和M如此和谐地在一起的时候，这世界才有幸福可以述说。
所以，这个活动吸引了我的注意，而它关于真情之家内涵的诠释一下子就打动了我的心。也许，这个奖项就是为我们一家而设置的。我问丈夫愿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他很认真地看了一遍报纸，说可以啊，要是真能得奖，两个孩子一定很高兴的。
于是，我就把那个发在天涯社区网站的贴子，发到了活动报名的电子邮箱里。第三天，就收到了主编张庆的回复：“你们的故事很感人，已定入围参加评选，请尽快把全家人的照片传过来，出刊时需要。”
这时，我又犹豫了，给张庆发了这样一封邮件：“因为儿子得的是脑癌，他在医学上的生命是以生存期来计算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的亲戚朋友说明这个真相。如果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我担心对儿子有不好的影响。可不可以退出？”在我的世界里，任何事情都比不上儿子的快乐重要。张庆回复说：“我会在行文中注意到这一点。你的顾虑让我更加感动，更加觉得你的家庭有资格参加这个活动，读者一定会支持你们的。”
既然如此，那就准备照像吧。
两个孩子听说要全家人一起去照像，高兴得不得了。那张一年前在中山公园的合影，是最近期的全家福了，它记录了我们最绝望最哀愁的表情，象一抹拂不去的阴影，让人不忍卒看，那么就让现在幸福的合影来取代它吧。
在去照像馆的路上，丈夫一路发起了快乐总动员：“孩子们，待会儿要笑啊，要笑得美美的，这照片可是要上报纸的。”
我知道，我们的全家福照片永远是这样的格局：儿子和女儿在前排，我一定是在儿子的背后，丈夫一定是在女儿的背后，所以就特意让丈夫和女儿穿了同一个黑色系列的衣服，儿子和我则穿了同一个红色系列的衣服，这样给人的感觉才不杂乱，父女和母子之间那种微妙的情感差异才会显得浑然天成而又生动有趣。
果然，这张照片出来的效果非常好：女儿和我笑得都露出了牙齿，只是女儿是那种羞涩内敛的小女孩神态，我则已经有了婆婆妈妈的富态与满足——人到中年免不了发福长胖，那一刻我真的很满足。丈夫和儿子却尽显男人的沉着稳重，只用喜悦的眼神来表达情感，不同的是儿子流露的是单纯的快乐，而丈夫却是沧海桑田过后的坦然。我伸手拥着儿子，女儿小鸟依人地靠在丈夫的胸前——如果用线条来勾勒人物的轮廓的话，一家人这样中间低两边高的排列，正好可以勾勒出一个心形的图案来。
我请照像馆的员工帮忙把照片传送到编辑的邮箱里，那个给我们照像的女孩子说：“我们这里可没有这个业务，不过我也觉得这张照片不错，就帮你这个忙吧。”下午，我在邮箱里就看到了张庆的回复：“非常好，谢谢。”
张庆和我通过电话取得了很顺利的沟通。很快，年3月27日的《XX都市报》的《我们》周刊，刊出了题为《龙凤胎家庭：幸福失而复得》的采访文章。
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有儿有女，对于一个现代家庭而言，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境界。对于这对父母而言，他们曾经因为生下一对龙凤胎，而觉得已经到达幸福的彼岸。然而，一场飞来横祸，却掠夺走了这个家庭的全部笑容。但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始终坚信会有奇迹出现。事实上，在这对父母无尽的爱和关怀下，奇迹真的出现了。”
在结尾，张庆写道：“如今，吴边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孩子的生活。现在的每一天，对这一家人来说，都尤其珍贵。”其中的深意，只有她和我能懂。
我们被编排为6号家庭，与我们同时出镜的是一对孪生子家庭，他们是5号。在后来陆续的出刊中，还有一个家庭是一对双胞胎女儿。
文章在报纸上刊出以后，一些认识的朋友一见到我们就开玩笑说：“不错啊，都上报纸了，昨天我还在网上给你们投了一票的，到时候得奖了可有我一份功劳。”两个孩子拿着报纸看了又看，还抢着带到各自的班上给同学和老师看，真是出足了风头，整天都高高兴兴的。
那些天，幸福成了我们家里的口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汇，好象从抽象的感觉，变成了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我帮儿子盛饭，儿子说妈妈你看你多幸福啊，有个儿子来消磨你的时间；我帮丈夫洗衣服，儿子说妈妈你看你多幸福啊，有个老公让来你爱他；每天，我应着两个孩子放学回家的脚步声打开煤气炉炒菜，女儿一进门就探头进厨房说：“妈妈，好幸福啊”，我问她你说谁幸福啊，她就说你幸福，我更幸福。
老公说，咱们爷儿仨成天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你打转，老婆你看你多幸福啊。我说是啊是啊，整天给你们当灶妈子，当洗衣工，当清洁工，站着的时间总比坐着的时间多，我真是太幸福了。
幸福，原来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平常，这么触手可及。虽然在这期间，经历了儿子的第二次手术，但是，儿子还跟从前一样，快快乐乐地在我们身边。幸福，这就是幸福！
感谢张庆，用她精彩的文笔写出了我们的故事，使我们最终能够在通过读者网络投票的评选中，真的成为“真情家庭”的得主。
，我爱你。
我爱你，多么甜蜜的一句话，可以耳语，可以宣言：有爱，就有幸福。
年的5月20日，正好是周六，我们一家人被通知到“XX花园”的开盘典礼上参加颁奖仪式。虽是初夏，那段时间的天气却热得太过猛烈，那一天更是如盛夏一般灸热，而从我们这里到“XX花园”得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大约是所有市内获奖家庭中住得最远的，两个孩子都有些晕车症，我只好一个人去了。
高档豪华的楼盘现场，锣鼓震天，音乐齐鸣，媒体记者架在场外的摄影机和手里不停啪啪作响的照像机，来自香港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久闻大名、终于一睹芳颜的张庆主编，另外九个获奖家庭几乎是全家出动的浩大声势——这一切的一切，让形影只单、衣着陈旧落伍的我始终有一种局外人的错觉：这是我可以来的地方吗？
他们拥有的平安健康的幸福是多么的完整，只有我的幸福是残缺的。这么久以来，我伪装的坚强是多么脆弱。在内心深处，我是多么渴望拥有一个正常的母亲最平常不过的希望：望子*！可是因为我的儿子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所以我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了。
我是真的很幸福吗？突然之间，我觉得，一直沉醉在儿子失而复得的幸福中的我，因为无法预知未来的种种，其实是非常痛苦的。而这个痛苦埋藏在我的心灵深处，如野草一般，任我如何不停地刈割、铲除，却还是无处可以逃循地在我的生命里悄无声息地疯长。
就这样让它无休止地漫延在我的生命里，一点一点地遮住心灵的阳光，让我看着别人的幸福而自觉卑微吗？
不，不，我不能让它成为我的生命、我的心灵凌迟的杀手，我只能忍住泪水，接受它，医治它，让它钙化成为心的坚硬的外壳，就象它是我的四肢和躯干、五脏和六腑，与生俱来，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那时，我又是镇定自若、不卑不亢的，上台领奖、亮相拍照，在两天后的周刊版面上，跟着所有真正幸福的人们一起，笑得阳光灿烂。
奖品是一台品牌29英寸液晶电视机，还有一本获奖证书和一尊水晶玻璃的奖杯。证书是鲜艳夺目的红，奖杯是晶莹透明的白，拿回家后放在冰箱顶上，与十几年前结婚时买的那束火红的工艺玫瑰花摆在一起，煞是好看。
那台液晶电视机的去处，其中的一段插曲说起来就有一些令人心酸了。
参加完颁奖仪式后，在领奖品的地点看到那个虽然不重却长长方方不好拿的电视机包装盒，我心里就犯愁：别人都是一家几个人抬着走，我一个人怎么把它拿回家呢？附近很少有出租车经过，于是我双手拎着那个贴着“幸福家庭奖品”字样红纸条的大纸箱，走几步，歇一下，累得不行的时候想一想，要是呆在家里等我回去的那爷儿仨见了它会有多高兴，用一句惯用的文字就是“浑身顿时又充满了力量”。
就那样走走停停地，挨了大半个小时才拦到一辆出租车。下了出租车又把它搬上公共汽车，下了公共汽车又把它搬上出租车，三个小时以后才回到我家的楼下。我也不上楼去叫丈夫下来帮忙，就那样一鼓作气地又一个人把电视机拎上了三楼。
门，是儿子给开的。他一看见我那个架势，就大惊小怪地叫着他的爸爸和姐姐：“快来看啊，妈妈好有本事，一个人把电视机搬回来了。”
象看稀奇一样地，我们把没有见过的只有几厘米厚的液晶电视机搬出来看了个够，就想着怎么处理它。家里的电视机才买不到两年，还是32英寸的，肯定不会用小的去换下大的。两个房间太小，也不适合放下它。孩子毕竟是孩子，稀奇劲一过就忘到一边去了，我却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当时家里的生活费紧张了，我就想这电视机闲着也是闲着，如果拿到一个熟人开的电器商城去代卖的话，我只要一仟捌佰块钱就足够，如果是两仟块钱就更好了。虽然心里有些舍不得，但是用幸福的奖品去换取幸福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
没想到，熟人却只肯出一仟块钱，好象还是给了很大的面子。丈夫以为他担心是假货，就把我们的获奖证书也给他看了。熟人就说那我打电话到武汉那边问问价格，打完电话又说再加两佰，一仟贰怎么样？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报社的领奖通知上不是说价值元吗？那么大的报社是不会骗人的。再怎么贱卖，也得有个半价吧？
见我还在犹豫，熟人有些急于把它拿到手了：“这个价就可以了，就算我帮你的忙。”他知道我们夫妻俩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他盯着我脚上那双磨得看不清本色的旧凉鞋看了又看，就知道我们的境况是多么的窘迫，他以为，这一仟贰佰块钱很让我动心。
熟人装作有事的样子，留给丈夫和我一个商量的余地。我对丈夫说，如果按照他说的有点欺负人的价格，那么我们这个幸福也太不值钱了吧？
丈夫深知我的个性，但他又是个很好面子的人。于是他让我装作不乐意的样子先出去，然后他当着熟人的面跟着出来，再然后就进去跟熟人说：“我老婆说了，没有一仟伍佰块钱她坚决不同意。”最后头也不回地象扛宝贝一样，把电视机扛着出了电器商城，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就回了家。
回家上网一查，象这种型号和款式的液晶电视机，市场价格最少是块，而几天后张庆给我们寄来的发票表明，块还只是它的团购价。
都说商人喜欢钱，钱越赚多越好，这也就罢了。可是那个熟人看我们的那种欺蒙轻贱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
我很骄傲，我没有为了那区区一仟贰佰块钱而屈服于它。只是，至今为自己当时对一仟伍佰或者一仟捌佰或者两仟块钱的渴望，感到心酸。难道我的儿子和女儿，因为家庭的贫穷，也要忍受这样的眼神、也要满是心酸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吗？
所以，当丈夫再一次跟我谈起做大酒店的理想时，我不再是不置可否，我说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吧，做得越大越好，没有钱，我去找亲戚帮你借，借了赚了就还了，不怕。
结婚十几年以来，买房子，养孩子，无论日子过得多苦，我从来没有借过任何人一分钱，我还不习惯说这个借字。所以我尽量在丈夫面前说得轻松自在，心里却满是悲壮。
那个幸福的奖品，在角落里闲置了一年多以后，我父母的老电视机坏了，我就把它送给父母了，算是回归了它本来的意义。
也许是那个吉祥的6号给我们带来了好运，也许是参加了这个幸福的聚会沾染了喜气，不久后，丈夫筹备酒店的事情有了决定性的进展：终于跟房东老板谈好了房子的租赁合同。
其时，手里小有积蓄、心里小有底数、小日子过得安稳太平又一心想把牌子做大的小叔子，还是有一些后怕的：这一举动，万一失败，将是万劫不复——兄弟两人将负债近百万！
可丈夫却是大劫大难过后的镇定自若：我连我儿子的命都捡得回来，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害怕的，人不死债不烂，大不了把我下半辈子搭进去还债。
我亦心如止水：只要丈夫是凭自己的劳动赚钱，只要一家人有饭吃，两个孩子有学上，儿子有钱做复查，我就什么也不去操心，只想好好地守着这个家，守着我们“失而复得”来之不易的幸福。
三十五、让我的尘埃，落入我的水里
做大酒店是势在必行的了。只是那几十万块钱，上哪里去借啊？
真是人是英雄钱是胆。丈夫自嘲是一只纸老虎，在外面闹得水响，回到家里就为钱发愁。这时，我的胆子反而比他大：“急什么，老婆来帮你想办法。”我还跟他说，这十几年里，在家里所有的大事都是你作的决定，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大的闪失，这一次我还是支持你，我要成就你，只有成就了你，这个家庭的幸福才有保障。
我母亲打来电话，一定要丈夫接听：“我们一辈子的积蓄大概也够帮你凑小半个整数了，你真的需要就都拿去用吧，什么时候还都行，不还也行，反正我们两老的退休金够花了。想想你也是遭孽，你的娘老子走得早，辛辛苦苦攒几个钱都去救伢的命了。伢嘞，这个时候，我们不帮你，哪个帮你呀。”
当丈夫把这些话转述给我的时候，我无语哽咽。我现在这样的状况，除了父母亲，除了妹夫，还有谁愿意主动借钱给我？那一刻，我暗暗发誓：等我将来有钱了，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几年舒舒服服的好日子。
早在过年跟姑妈拜年时，我们就说过想做酒店的事。毕竟是在广州见过二十多年大世面的人，姑妈不同于我父亲的犹豫，对这个想法很是赞同。亲戚们都知道姑妈很有钱，但她和姑父是用广州的高收入在老家过低消费的日子，加上一辈子的克己勤俭，才会很有钱。
当时我也知道，因为不久前姑妈在飞机场新开发的小区里又为表弟买了一套房子，手里没有多少闲钱，但是在我一厢情愿的计划里，姑妈仍然给了我最足的底气：现在想来，我那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想用姑妈那幢价值六七十万的房子去作抵压，到银行去贷款最少可以有三十万，加上各自已经借到手里的钱，做个酒店应该差不多了吧，这样兄弟俩人就再也不用找谁借钱了。
“用我这房子作抵压，去贷款？”姑妈同意了，还有姑父，姑父同意了，还有表弟。毕竟，这不同于借钱，借钱早还迟还没什么，这贷款万一还不起，姑妈的房子就没有了。感谢姑妈一家，虽然有过不短时间的犹豫，但最后还是同意为我们冒这个险。
姑妈叫我过去拿房产证和土地证的时候，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到超市买了一盒高档牛奶和一只精包装的冰糖西瓜，给姑妈提了过去，当时我真的是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我的感激。
结果姑妈嚷了我一气：“你这个女伢，怎么这样苕？日子过得这样紧，还跟我搞这个名堂。等你们将来发了财，你提多少东西来我都不嫌多，拿回去拿回去，留给两个伢吃。”
有了这基本上可以拿到手的三十万的承诺，丈夫和小叔子才敢正式开始着手打开局面。兄弟俩人第一步的计划是各人先拿出二十万，把架子搭起来。
六月初，丈夫和小叔子合资合作的“斯味特大酒店”，终于打响了装修的第一锤。
“斯味特”是小叔子在排档一条街做出来的牌子，他很是看重，所以一定要用。这就决定了兄弟两人做大酒店的初衷是不一样的：丈夫只想赚钱养家，而小叔子在赚钱的同时，还要赚名气。虽然说起来是股份各半，风险共担，利益同享，但是拥有牌子的那一方肯定是要占一点优势的。
一开始，我对这种合作方式有些想不通。如果是从前，我宁可过穷日子，也不会去走这一步。但是，就象有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要有钱可以让我可怜的儿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其它的一切就当是过眼烟云。
从这一点上讲，我应该感谢小叔子，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们一把，虽然后来发现那么多的债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还得完的，但是毕竟，丈夫可以每个月拿工资回来应付家里的开销，攒下一点钱来，也没有耽误儿子的复查。
对于生命的敬畏，让一切世俗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变得纯粹而简单。
正当酒店装修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我们被银行告知：因为姑妈那幢房子的房主写的是表弟的名字，而表弟的户口又在广州，所以不能办理贷款手续！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装修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完成，好赶上高考后谢师宴的尾声造一造声势，为年底餐饮业的旺季作好准备，否则，来年的生意很难打开局面，这样无异于自掘陷井！而且这时装修工程最后的预算出来了，即使有这三十万，也只够前厅的装修，还有包括厨房等所有配套设施以及开张各种用具和费用，就是再有一个三十万也不一定够！
三十万！六十万！上哪去借这么多的钱？做酒店，是一个谁都说不准的行业，天天有人开张，天天有人关门，我们自己都不敢说有全盘的胜算，旁边的人有谁敢借这么多的钱给我们？
这个时候，只有找亲戚去借了。而亲戚借钱给我们，多半也是看我父母的老面子，所以只有父母出面想办法。
一听说贷款办不成，父母就打电话给五舅妈，问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母亲跟我提这件事的时候说，你五舅妈觉得你还好，没有要我们多说什么就答应了借三五万。其实我何尝没有想到去问问五舅妈，只是我想五舅刚走两三个月，她一个女人独自支撑着一个工厂，我们不但帮不上忙，还要找她的麻烦，怎么开得了口？但是只过了两天，五舅妈就打电话让我把银行帐号告诉她，不管怎样她先打三万块钱过来，给我们应个急——这是我们拿到手的第一笔借款，没有要我们一句求情的好话，却会让我们一辈子都心存感激。
姑妈手里只有三万块现金，她说服我的二堂姐把准备买房子的钱借给我们“打个转”，说如果到时候我们还不了的话，她手里就有钱了，不会误二堂姐买房的事。这笔钱由大堂姐保管着，于是我父母就到大堂姐家里去拿这笔钱，并试着跟堂姐夫开了口：“能不能你再借两万，凑个八万？”没想到堂姐夫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当即就把这八万块钱从银行里提了出来——从前我总觉得他们有点小市民的俗气，但是这时我被他们朴素的俗气感动了：毕竟血浓于水。从此以后见到大堂姐和姐夫，那一声“大姐”和“姐夫”的招呼，不再是场面上的礼节，而是发自内心的亲热。
7月31日，是儿子伽玛刀手术三个月后复查的日子。丈夫为酒店的事忙得焦头烂额，我一个人就带着儿子去了。当结果出来，看到那个病灶比从前还稍稍大了一些的时候，在C医院磁共振室冷气充足的空调房里，我浑身直冒冷汗。
象以前每一次复查一样，我在第一医院找了孙荣君主任。孙主任拿着片子百思不得其解：“上次的手术对这东西肯定是有抑制作用的，再怎么着也不应该长大，这样吧，你现在先到徐主任那里，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跟我联系。”
正是三伏天，大街上热浪滚滚，身上的冷汗被热辣辣的太阳猛烈地灸烤，我的心仿佛焦灼得要冒出烟来。
这时手机响了，是丈夫打过来的：“结果出来了吗？孙主任怎么说？”我尽力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还好，还好”，就关了手机，医院找徐国*主任。
徐主任和他的助手们把三个月以前给儿子做伽玛刀手术时的资料调出来，一个步骤一个细节地过了一遍，又看了半天片子：“应该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最初确诊了是生殖细胞瘤，我们上次给的剂量和范围又是非常合适的，不应该是又在长大，最有可能就是胶质增生，也就是放疗引起的脑神经细胞的一种反应，如果它没有引起什么不好的症状，你就不用去管它”，但是徐主任又说，最好还是一个月以后再做一个复查，这种时候，特别要密切观察，也不完全排除肿瘤复发的可能。
我问，那么，现在有没有一种检查手段，能够及时看出到底是脑质增生还是肿瘤复发？徐主任回答说，有啊，做个PET检查就比较有把握做区别，但是这种检查需要花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现在我们留在手里过日子的钱还不够一万块钱。盯着挂在阅片器上的片子，我不知道还能够说什么。
回家后在网上搜索了“PET”：
“PET是PositronE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