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导谈天说地
上海疫情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折腾，终于接近尾声了。上海确实表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性。
过去许多上海人就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但是中国人都知道，上海许多人所具有的这种优越感其实是嫁接在西方优越论基础上的，和许多香港人所表现出的优越感一样，不过是一种殖民主义后遗症，或者说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次上海再次竭力表现出和香港一样的特殊性。这两个城市都遭到了新冠疫情的洗劫。但是殖民者好歹给香港留下了一条界线，香港尽可以在这条界线内自我洗劫。而“可惜”上海没有这条殖民主义的线，上海不但洗劫了自己，而且洗劫了中国。
两年多，反复在几十个城市中表现出的中国的成功抗疫经验，在上海斯德格尔摩综合症面前低下了头。上海两个多月的乱局使全体中国人民都惊讶的睁大了眼睛：上海是中国的上海吗？还是它始终是西方的一块潜伏着的殖民地？在全国的殖民主义西化知识分子和特殊利益集团的鼓噪下，殖民主义西化和特殊利益集团到底能给上海和中国带来什么，已经非常清晰鲜明的表现出来，这就是混乱。
这个混乱包括*治的、文化的和战略的。但它最直观的后果，就是给原本已经比较困难的中国经济横头一棒。新冠疫情使全世界的经济都举步维艰，中国经济原本是其中最亮眼的部分，而且年第1季度，尽管有香港疫情的冲击，中国经济已经重拾势头。但上海那种穿着短裤端着红酒的愚蠢的傲慢，严重逆转了中国经济。
一、中国经济当前困难的三大主因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非常困难，大量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市场主体停工停产，许多职工失业或停薪，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现在的困难主要由三大原因形成。
首先，中国经济这10年都在“还账”，还过去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很高的社会成本的“账”。这些成本包括腐败、两极分化、环境破坏、食品污染，民生领域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方面改革的失败，以及中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包括部分官僚、企业主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相互勾结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在竭尽全力阻止中国经济像美国的新*那样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道路。
消除巨大的社会成本和中国经济基数变得庞大这两个基本因素，使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进入了下行通道，逆转这种形势的唯一办法，是消除这些社会成本，建立中国经济的稳健基础，实行共同富裕*策，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使更多人进入中产阶级或者说是中等收入阶层。
中国的市场主体已达1.5亿，中国的劳动年龄劳动力人口大约是8.8亿，就算是9亿，每个市场主体平均可使用的劳动力只有6个人，除去老板和老板娘，可雇用的人员平均只有4人。除去仍在农村的劳动力，除去生孩子的妇女等这些长期或短期无法投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员，真正能被雇用的劳动力大约也只剩下3人。再除去那些雇用几万和几十万的大型公司，还有多少人真正能够被剩下的市场主体所雇用的呢？
显然，能够为市场主体工作的人已经不多了，劳动力靠创业的路进入中产阶级已经前景不大了。能不能共同富裕已经成了经济能不能持续和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的重要因素了。但是既得利益集团对共同富裕前景的极度仇恨，使得他们集结起来反对这一*策，上海出现的问题只是这场斗争的一个议题而已。
现在的这场斗争，可以说和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时所面临的尖锐斗争几乎一模一样。美国发展的经历其实给中国以巨大的启示，只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竭力不断误导。我们将在另一个系列中详细分析这些问题。
其次，美西方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总量早晚会超过美国。假以时日，中国的经济总量甚至会超过整个美西方。这会使美西方对世界的霸权彻底瓦解。美西方给世界制定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将会崩溃。美西方要趁中国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出手阻止甚至逆转这个进程，以保持他们在各个领域的霸权。
特朗普时期，美国集中于 和高科技战，可以说是有失有得。拜登上台后，对中国展开了全面围堵。除了继承特朗普的关税之外，特别专注于高科技的围堵和供应链的转移。美国下了决心，即便供应链迁不回美国，也要让它转移出中国，这就是拜登亚洲之行的目的之一。
美国挑起的俄乌战争，带来世界性通货膨胀。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一时还无法从国际新格局中获得利益。现在全世界都陷入滞胀之中，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外部环境的恶化，而且将会越来越差，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中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已经成了美西方企图搞垮中国的第五纵队和第六纵队。这次上海疫情失控，证明他们的力量非常大。最近连续发酵的*教材事件，其实背后也是利益集团在作祟。
第三，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干扰。尽管在两年之中中国应对得最好，本来在今年年初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走上恢复增长的道路，各方面的情况都非常好。但是上海别出心裁的所谓精准防控的失败，以及由这个失败所带来的疫情扩散，彻底逆转了中国经济的这个势头。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严重程度远超武汉疫情初起时给中国带来的损害。
利益集团不但不追究上海所谓精准防控失败的责任，反而将矛头指向了不得不进行的清零举措，并且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上海的干部队伍完全失控，造成了其他数10个城市不曾出现或只是个别出现的混乱。这进一步给了利益集团以理由，把完全是由他们造成的混乱转嫁到中央的防疫*策上来。
这三个因素中，国际局势的变化是长期因素；消除中国发展的社会成本是中长期因素；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干扰是短期因素，其中上海的失败更是短短期因素，武汉的经历证明，只要科学防控，团结一心，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过去。为什么上海的失败造成的损失这么大？*治的因素在里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三个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利益集团及其操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是关键枢纽。中国要在未来保证长期的增长前景，就必须彻底解决这个利益集团，这次上海疫情的失控，可以说是一次提前的演练。在美国不断挑动台湾问题的情况下，中国虽然并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做好战争的准备。这次上海的失控说明，利益集团所形成的第五纵队和第六纵队将是中国未来长期发展和统一中国的主要内部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重大的*治问题，这里不谈。
在上篇文章中（病*变异、长新冠、医疗资源、研发滞后，这些不确定性影响疫情防控方针）我们指出，由于病*变异的不确定性，长新冠所造成的持久损害，中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甚至许多地方条件很差，中国的疫苗和药物研发滞后，这四大因素使得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还不能掉以轻心。稳经济、促发展，除了经济面的努力之外，认真总结上海的教训，把防疫放在科学、法律和团结一心上，是首先需要做到的，否则经济投入的再多，也像抗洪决口中投入的石头一样，投入多少冲走多少。
二、从抗洪和治病说起
中国有几千年抗洪救灾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抗击疫情是非常有用的。
抗洪最有用的是抗洪堤的加高和硬化，一般大江大河在城市段都要这样做。但是整个流域都这样做，就没有可能，因为成本太高，投入的时间也太长。这个时候抗洪就要从防微杜渐、及早发现做起，同时要建立起几层的后备措施。
首先是要及早发现微小的孔洞和管涌，及时将这些隐患排除；
其次，如果发生决口，就要有后备的人工、机械和石料及时堵住决口；
第三，如果发生决堤，就要调动大量的人力机械和材料，争取尽快堵住决堤，同时要做好引洪和蓄洪的方案准备；
第四，如果判断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堵住洪水，就要将洪水引导到蓄洪区，将其封控起来，牺牲局部利益，以保住更大的和整体的利益。
中国的抗疫*策我不知道是不是从抗洪经验中得到了启发，但是其阶段的划分和方法是相通的：
首先，正如钟南山院士所多次强调的，要早发现早解决，切断传染链条，这是成本最低的；
其次，如果有少部分人受到感染，就要进行局部封控，切断传染链条，这样影响的人较少，成本也较低；
第三，如果有较多的人受到感染，就需医院等隔离区；
第四，如果有很多人受到感染，那么可能就要进行封城。
中国的这套抗疫*策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在多次发生险情中，在几十座城市的实践中，只有上海发生了“溃堤”。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上海与全国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简单的回答就是*治，当然还有文化。
医生治病和现代管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其实医生治病中，充分体现了现代管理的基本原则。
我们美国的一位权威癌症医生朋友曾经跟我们讲过得到FDA批准的癌症的标准治理程序，癌症被发现并切除后，就要防止转移和复发。首先要每三个月复查一次，这是为了早发现。美国有一种技术，在超声复查时，如果发现有个别的淋巴有转移，超声医生可以用一种技术精准的将个别的癌细胞取出，然后进行放射治疗。这可以说是“精准”治疗。如果有较多的淋巴有癌细胞，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切除和清扫。这可以说是“清零”治疗。这两种治疗后都需要接受免疫治疗。
“精准治疗”和“清零治疗”，其实目的都是要将癌细胞清零，只不过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通过PET/CD检查，癌细胞清零了，但不见得癌细胞不会再次发生，所以还要每三个月复查一次，需要持续几年时间才能将复查的时间延长。癌细胞会再次发生，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会发生突变的基因，当免疫力下降，基因突变就会发生，提高免疫力是防止基因突变的方法之一。
也就是说突变基因与人体是长期共存的，那么人是不是应该就此躺平，任由基因突变演化成癌症，任由癌症扩散发展，从而使生命快速消失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在自己的身上产生这样的想法，但他们可能不在乎告诉别人说“别治了，吃点好的就算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甚至其中包括许多医生，会在疫情面前放弃积极治疗的方法，宣扬躺平呢？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社会心理现象，这里不谈。
我们对医疗和癌症一窍不通，也不知道我们的叙述是否准确。但是，在我们看来，无论是“精准”还是“清零”，它们都取决于早发现，并且根据发现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最后都要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如果“精准”失败，那么清零就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了。
三、香港和深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年春季上海以及从上海扩散到全国的这一波疫情，是从香港第5波疫情开始的。
香港和两年的抗击疫情，虽然其成效远不如内地，但比所有西方国家和大多数亚洲国家都要强。两年时间香港总共因疫情死亡人。而香港的经济，年下降了4.5%，年则正增长了6.4%。
这时候香港的民间舆论和香港*府内部开始躁动起来。香港的知识分子和香港的公务员系统其实都是被深度殖民化的，他们看到西方虽然大量死亡人员，但奥密克戎*株虽然传播力很大，重症和死亡率较低，开始鼓噪躺平和放松防控措施，结果带来了香港防疫的大溃败。
根据香港*府年5月29日第五波新冠疫情统计报告，第五波死亡人，其中70-80岁人，80岁以上人，19岁以下12人。根据香港*府统计处数据，截止年底人口大约是万，即第五波疫情死亡率为每十万人死亡人。自年疫情爆发以来，香港阳性累积.2万人，总死亡人数人。（详见我们上篇文章《病*变异、长新冠、医疗资源、研发滞后，这些不确定性影响疫情防控方针》所引用的金融时报的表格。）
这还没有算香港疫情严重时大量病人横躺街头，遭受雨淋。疫情中香港经济增长率重新掉回到负4%。
特别是，按照美国审计署的报告，感染无论何种病*的人，无论是有症状还是没有症状，将有10%~30%的人留下新冠后遗症，也就是所谓的长新冠。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报告，65岁以上老年人将有25%的人留下后遗症，非老年人将有20%的人留下后遗症。按照美国*府的数据，香港将至少有24万人患有长新冠，这将给香港卫生系统带来长远的冲击。
截止年底，医院系统共有病床个，每十万人拥有3.5张ICU床位，大约为张ICU床位，医院系统还有约张ICU病床。也就是说香港的ICU病床总数（每10万人7.1床），虽然比发达国家还差得远（美国是每10万人26床，德国是每10万人30床。参见我们的上篇文章《病*变异、长新冠、医疗资源、研发滞后，这些不确定性影响疫情防控方针》），但比内地要强（每10万人3.7床，上海是每10万人6.0床）。但是香港的医院在关键的时候并没有发挥作用。不但是医院，香港私人拥有的一些大的内部空间也没有被用上。这是香港发生人间惨剧的另一个原因。
高度殖民化的舆论环境，高度殖民化的公务员队伍，高度殖民化的*府管制思维和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使得香港出现了这一波人间惨剧，从一个前一年还被认为是模范生的经济体瞬间沦为世界笑柄。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府向中央*府求援，中央*府不得不在资源极其紧张的情况下，特别是临近的深圳也开始出现传播的情况下，抽调广东的力量，向香港驰援。而内地的支援力量却受到香港殖民舆论的冷嘲热讽，这种情况引起了深圳人民的极大不满。
在香港发生的这一切，都在上海发生了。上海的拉胯，上海对外地人的刻薄，上海对全国支援力量的攻击，上海舆论场的鼓噪，上海知识分子的善于颠倒黑白，这一切说明了上海虽然解放了70多年，但上海的深层文化仍然是高度殖民化的。
香港遭遇的这一切是中央决定出手解决上海疫情问题的出发点。而对中央决策的另一个影响点，则是紧邻香港，深受香港疫情之害的深圳的成功案例。
年5月6日，《知识分子》杂志采访了深圳市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组长、医院院长卢洪洲。文章说：
深圳受香港疫情外溢影响，在3月初遭遇一轮奥密克戎疫情冲击，3月13日发现控制区外新冠病例倍增时，采取全城封控、全员核酸检测等措施，一周实现社会面清零。
深圳一周实现社会面清零，上海为什么发生了那么多的社会混乱？深圳是怎样做到的？
卢洪洲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国动态清零*策：深圳的经验和视角》中分享了具体措施：
1全市统一在年3月14日至3月20日实施“慢生活”措施；
2根据每日疫情情况进行疫情风险识别和措施调整，并进行管控与监测；
3流行病学追踪：对每例确诊病例进行分组追踪，通过收集其流动性、消费记录等数据，获得精准的追踪信息；
4核酸检测：按每3万人建设1个便民核酸检测点的标准，打造“”核酸服务圈（核酸检测步行不超过15分钟，排队不超过30分钟），核酸点一键查询服务，高峰时期全市便民核酸检测点近个、投入医护人员近3万人，93.6%的社会面病例均在便民核酸检测点被“早发现”。
5加强疫情输入和外溢管控：在机场、火车站进行相应人群检测，对来深高危人群实施闭环转移。
《知识分子》文章指出：
卢洪洲接受《知识分子》专访，进一步介绍深圳的防控经验。他指出，尽管奥密克戎存在传播隐匿性强的特点，但常态化核酸检测等措施，基本上可以杜绝大规模暴发疫情的可能。
卢洪洲总结：重视院感防控，提前演练多次，医护人员完全封闭化管理，彼此没有交流，前后已更新了6版院感防控指南；密接由真正流行病学家判定，深圳过去两年中，绝大多数病例在密接人员中发现，次密接没有发现一例阳性病人……
他介绍，深圳对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接种服务，目前60岁老年人三针新冠灭活疫苗的接种率已超过90%。核酸检测方面，全市日最大检测能力（单管）达到.22万管。市民出入公共场所，实行“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通行证”。
谈及未来开放条件，他认为，有效的疫苗和药物，减少脆弱群体重症的风险，是走出疫情的必要条件，未来需要加快研发更有效的疫苗、更早使用小分子抗病*口服药物。
首先，深圳市委市*府主要领导亲自主抓（疫情防控），这一点从管理的角度非常重要。两位主要的**一把手都这么重视了，发现问题每天会商，及时解决问题，发现漏洞及时做决策，管理者最高层的决策科学精准、及时实效，我觉得这些非常重要。
第二，从流行病学（调查的角度），比如说密接（判断），密接者的追踪、人数，不是由区长领导来定，是由真正的流行病学家，通过他们的科学判断来进行研判。而不是像某些地方说这个区有一个（密接），那么整个区都是高风险地区，都要封控，这个是不对的，需要经过风险评估精准地去追踪。
卢洪洲在这个采访中还谈了几个关键角色的作用：
专家组每天参与研判，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市长每天组织专家、相关部门、各个区一起会议，专家组也要参加，包括*策的制定，包括一些举措的建议等。我一直说，我们要根据疫情发展的需要及时研判，采取措施。专家提出精准的施策，要有科学依据，而且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能把它当儿戏，（应该）非常严肃地去对待每一项举措，要科学地提出比较精准的建议。作为专家组，我们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
注意，专家要提出精准的施策，要谨言慎行，不能把它当儿戏。
深圳市卫健委坚决履行好疫情防控“参谋部”的角色定位，组建覆盖流行病学、病*学、免疫学、生物学等多专业核心骨干的研判队伍，每日研判、每日报告，自去年“6·14”疫情以后，累计编报《新冠肺炎疫情风险评估报告》期，为市委市*府、市指挥部提供专业决策参考。每日动态调整“五个风险圈层图”，指导属地与行业管理部门落实来（返）深人员分类管控措施，在防范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疫情输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想想上海卫健委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所表达的情绪，上海卫健委疾控中心的这支队伍到底是在认真负责地工作还是自己就想躺平？他们称职吗？他们合格吗？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清除出这个队伍吗？
深圳除发热门诊、药店等常规哨点外，建立与完善覆盖人、物、环境（含污水）的全方位哨点监测体系，包括交通场站来（返）深人员、多万暴露性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以及各类重点场所重点人群，进口冷链食品及入境快递、邮件等物品，医疗机构、隔离酒店、城中村等重点场所和区域的外环境。按每3万人建设1个便民核酸检测点的标准，打造“”核酸服务圈，推出“核酸点一键查”掌上服务，高峰时期全市便民核酸检测点近个、投入医护人员近3万人，93.6%的社会面病例均在便民核酸检测点成功“早发现”。用一周时间迅速建成6家口岸核酸检测实验室，对跨境司机实行核酸“快检+普检”，快检出结果时间压缩至90分钟以内，为实现深港货物全接驳之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显然现在全国建立核酸监测体系的经验来自于深圳，而深圳的经验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卢洪洲所讲的早发现。我们在本文后医院医生的推特。这也是钟南山院士所多次强调的。所有真正的医生都知道早发现的巨大意义和价值。
注意，下面《知识分子》杂志提出了一个深圳与上海的对比问题：
知识分子：假设深圳遇到了上海这样的大规模疫情，每天的确诊量也是在几千人以上，你们有没有一个防疫的备案？会怎么做？
卢洪洲：这就是深圳做得比较实的地方。它落实了核酸检测、全员检测能力建设，已经布局了包括医疗机构和第三方，根据人口的密度已经落实了标准化核酸检测点。而且深圳规定，到公共场所，比如去（餐厅）吃饭，必须要扫码核酸阴性，这个就使得大家核酸检测的频率是保证的。疫情期间医务人员每天都做，这样就可以早期发现所有的社会面上的感染者。早期发现疫情以后，它怎么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流行呢？这就是*策保证了深圳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流行。
我们就可以保证动态清零。一波一波的（疫情），来了一波，我们可以及时发现，所以在几十波出现过以后，都在几天之内，甚至于更短的时间里面就把它清零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经验，而且花费相对比较低。
在疫情还在蔓延，局部还在不停出现（新增病例）的情况下，我们花这点钱早期发现疫情（尤其是香港离我们这么近，疫情有可能时而会出现的时候，国内时而有疫情输入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充分的保证，就放心，不至于出现大的聚集性病例已经很严重了再发现（的情况）。所以对于早期发现聚集性病例，早期发现个案，起到很好的作用，花这些钱是划算的。
接着《知识分子》杂志，又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对此，卢洪洲院长也给予了解答。
知识分子：很多三四线城市，它的财*可能就没深圳这么好，医疗水平也没深圳那么好，您有什么建议吗？
卢洪洲：要对高危人群，对口岸、对港口（城市），对可能有输入性（风险）的职业，进行所谓的高危职业的高频率的定期的核酸检测，就可以（尽早）发现。因为毕竟要有传入，传入以后聚集性病例在这些高危行业里面会首先出现，所以要对这些高危行业进行定期的核酸检测，这样的话可以缩小（传播）范围。
对高危人群进行定期的核酸检测，其实是早就实行了的制度。要不是上海这一次疫情扩散，打乱了整个全国的防疫部署，扭转了全国防疫的大好形势，绝不会有那么多的封城、封区、全民检测等等。绝不会有全国经济的极度下滑。上海人欠了全国人民的一笔大账。
四、上海为什么？
上海的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所谓精准防控可耻地失败了。事实说明，上海的所谓实验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首先，上海并没有做到“精准”。华亭宾馆所造成的“溃堤”，只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这之前的许多小“蚁穴”和“管涌”实际上早就存在，上海根本没有针对这些“蚁穴”和“管涌”的防堵措施，也就是根本没有精准防控的具体措施，否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几十万人的感染。
其次，上海并没有建立底线思维，没有为一旦精准防控破局，出现“决口”，应当如何快速“堵口”“补堤”做预演和准备。
第三，上海也没有为一旦出现大规模“溃堤”，应当如何引流，如何牺牲局部保全整体做预演和准备。
无论是抗洪还是抗疫，本质上都是一种风险管理。都需要做好一手两手三手甚至三手以上的准备，这是风险管理的常识，更何况新冠疫情这样大的风险冲击。
从疫情管理的角度讲，上海的问题在于根本没有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有三个基本方法，第1个是风险控制，也就是在源头上消除风险。第2个叫风险分散，就是将一个大风险拆解成许多小风险，由更多的方面来分担风险，保险就是这种机制。第3个叫风险对冲，本质上就是制造一个新的风险，以减小原始风险的冲击。
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中国抗洪抢险的经验，实际上完整体现了风险管理的这些方面。有的人认为一个正常的管理不需要这些，这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管理的创始人泰勒在多年前就指出，所谓管理就是例外原则，循环流转的工作不需要管理，用现在的话说，它是平台性的。管理者的职责，不是管理循环流转的工作，而是处理那些偶然的突发性的事情，或者思考还没有发生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正是这些事情，决定着一个平台性的工作会不会前功尽弃。
如果说泰勒的科学管理是现代管理的创始的话，那么全面质量管理就是现代管理的第1次飞跃。全面质量管理的最初概念是由美国人休哈特提出的，做出最大贡献的是美国人戴明博士，戴明虽然提出了一套质量控制程序，但最重要的是他将全面质量管理浓缩为一句话，就是“将问题消灭在发生之前”，正是这个“极简主义”的提炼吸引了日本人，将全面质量管理引入日本，并创造了丰田工作法等，从而在效率上一举超过美国，迫使美国在90年代回过头来学习日本，我们在90年代初去美国拍摄美国的企业管理时，正是在这个期间。
现代管理的第2次飞跃就是战略管理思想的提出。战略管理的思想流派很多，但做出最杰出贡献的是迈克尔·波特和普拉哈拉德与哈默。前者提出了竞争优势分析，后两者提出了核心能力分析。战略管理本质上也是一种风险管理，它讲的是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如何根据自己已有的核心能力或创造出一种核心能力，来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从而适应或战胜市场变化。
在20世纪初泰勒建立科学管理的同时，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熊彼特创立了创新理论，他将企业主和企业家区别开来，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创新，而企业主不具备这种能力。要特别指出的是，企业家创新虽然包含了科技和产品创新，但企业家创新主要是管理创新、组织创新、流程创新。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都不是发明人，而是利用发明的人。
所谓的现代管理就是由一些日常管理和创新管理、战略管理、质量管理和科学管理构成的。其中后4个方面都和风险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回顾上海的抗疫实践，上海的疫情管理有没有把精力着重于那些例外事情上？有没有建立一套系统程序把问题消灭在发生之前？有没有根据变化了的疫情形势，充分利用自己的核心能力，建立起抗疫优势，从而战胜疫情呢？这些上海都没有做到。
上海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但是有两条最重要，一个是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一个是上海丰富的医疗资源优势。但是这两个优势，上海疫情一扩散就立即崩溃。不是这两个优势不存在，而在于上海疫情管理者根本没有预见和安排怎样利用这两个优势，建立充分的危机管理模式。
抗疫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必须要有这种两手以上的准备。可惜的是上海既没有“精准”的能力，也没有“清零”的能力，只有“打嘴炮”的能力。特别遗憾的是有的医生被推到前面，成为宣扬的工具，而这个医生根本没有医学哲学的思维，我相信他是一个好医生，但他没有将治疗的方法和程序进行哲学性思考，使其成为医疗救治的一种普遍概念，而是将一个局部概念扩大，这就必然会产生谬误。这种只创造概念，没有实施能力，而且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是上海抗疫失败的根本原因。
截止年5月29日，上海这波奥密克戎疫情导致人死亡。至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为.43万人。如果按照香港的第五波死亡率，将会是人死亡。如果不是中央及时出手，上海两三万人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
另一方面，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有团队发医院卫生资源短期配置情况。作者预估了上海ICU的床位数和使用水平：上海市ICU病床数为张（每十万人6.0床），床位使用率高达95.7%，居于全国之首。此外，上海拥有的呼吸机数预估为~台，ECMO数为34~69台。虽然上海的危重症资源在全国处于高位，但日常使用率极高，一旦疫情袭来，资源短缺的压力仍然巨大。
如果不是中央及时出手，由于上海人口是香港的三倍多，上海病人露宿街头的情况将比香港严重得多。任何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将能够保住并能够发展的人都是白痴。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其实不是白痴，他们其实就是企图通过破坏中国的抗疫，迟滞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中国的社会动乱，以达到他们几个月后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全国性的停工停产，失业失薪，不是清零*策造成的，而是上海自以为是的所谓精准防控失败造成的。我们来看下面的表1和图1。GDP的增长率，年一季度，香港由于躺平，遭遇了重大失败，增长率下降了4%。美国由于躺平，增长率下降了1.5%，尤其要注意的是，美国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长新冠造成劳动力不足。而同时期中国内地由于继续贯彻动态清零的*策，增长率达到了正4.8%，比香港高8.8个百分点，比美国高6.3个百分点。
表1：中国内地、美国和中国香港特区近三年来真实GDP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BEA，中国香港特区*府经济处
但是上海愚蠢的失败，破坏了中国的大好形势。难道这不正是把中国作为对手的美国所希望的吗？难道这不正是美国在中国的同盟*，那些具有严重的殖民思想和买办思想的，中国的腐败官僚们，靠不正当手段获得利润的企业主们，和长期接受殖民教育和买办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们，也就是由他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所希望的吗？
上海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浓厚的殖民文化，买办文化和洋奴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身份文化和圈子文化。这五大文化底蕴和上海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是上海抗疫失败的文化原因和*治原因。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详细剖析。
最近，中国在教材出版和整个出版界所一直存在的洋奴现象，引起了国民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