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人道主义（humanism）”的理念似乎已经过时。如果说人道主义意味着“普遍认同的价值”或“进步”，亦或是基于理性力量的例外主义，那么工业资本主义的残酷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暴力已经动摇了这些价值的意义。这还没算上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说，殖民主义将被殖民者和殖民者都非人化了，或者说证明了“人性”这一范畴的虚假。至少在美国，人们对持续存在的大西洋奴隶制的缺乏意识，会使“共同人性”的说法听起来很幼稚。
在学院里，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便认为人道主义已经死了——也可以是一个世纪、一个半世纪前，这取决你把它的死亡日期定在尼采、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还是福柯、德里达。60年来女权主义写作一直在批判“人（男人）”这一虚假的普遍性，硅谷在近20年来则坚信我们的机器人统治者即将到来，这使你不得不怀疑为什么今天还有人相信“我们”所有人共有什么人性的东西。
但尽管如此，直至今日“我们”每天依然在半无意的日常意义上的谈论“人性”。最近，英文世界有三本书讲了几个关于“人性”的死亡与存续的故事，各有不同，它们至少为我们重新思考人道主义叙述提供了一次机会。第一本书指出，当人们感觉到自己最符合某种典型时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最有人性；第二本书说，当我们面对荷尔蒙和精神复杂性时，我们关于自我的观念会遭受极大挑战；第三本书则更尖锐地指出，我们也许出于*治的理由，回避了那些关于人性最困难的问题。
梅尔韦·埃姆雷（MerveEmre）的《性格贩子：迈尔斯-布里格斯的古怪历史与性格测试的诞生》（ThePersonalityBrokers:TheStrangeHistoryofMyers-BriggsandtheBirthofPersonalityTesting）一书讲述了凯瑟琳·库克·布里格斯（KatharineCookBriggs）和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IsabelBriggsMyers）的故事，这对母女在20世纪中叶传播了“性格类型”的福音，直至今天还在被沿用。很难评价他们发明的这个系统究竟带来了什么：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她们所说的“类型”要么是通过命名我们每个人固有的东西而确立了某种人道主义，要么是摧毁了个体的人道主义观念——因为我们都能被化约为某个单纯的“类型”。
布里格斯和迈尔斯是一对了不起的搭档：母亲在家自学，直到20世纪进入大学读书，女儿则在家接受教育直到就读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大学；她俩很早就是卡尔·荣格的粉丝。然而，早在年代初布里格斯阅读荣格之前，她就已经开始通过观察小女儿，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关于不同类型的看法；后来当伊莎贝尔·迈尔斯追求她后来的丈夫“首长”克拉伦斯·迈尔斯（Clarence“Chief”Myers）时，她又进一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她觉得克拉伦斯·迈尔斯稳定、实际的性格和她直觉型、有艺术气质的女儿是很古怪的一对。
凯瑟琳·布里格斯和莎贝尔·迈尔斯采用了荣格对立组的分类法（外向与内向，感觉与直觉，思考与情感）并增加了一组对立（判断和知觉），她们毕生都在宣扬这种观点：如果人们能得到认识自己先天的能力和倾向的工具，便能在婚姻和工作中更快乐。但这究竟会使他们成为更完满的人，还只是镶在更顺滑的机器里的更好的齿轮？
埃姆雷的书第一次生动描绘了布里格斯和迈尔斯，她特别指出，几乎得到普遍认可的MBTI（布里格斯-迈尔斯性格分类法）诞生于是两位女性之手——她们尽管受过大学教育，却从未接受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培训。不过，埃姆雷的研究框架不太女权主义，相反，她重点